《结合曹氏父子的诗文作品简述“建安风骨”的文学风貌》1300字.docxVIP

结合曹氏父子的诗文作品简述“建安风骨”的文学风貌 建安时期是一个政治社会极端动乱，人们生活极端动荡的时期，但特殊的土壤却成就了中华文学史上思想异常活跃的特殊时代，建安文人们于动荡中苦寻真理，在战乱中坚定气节，他们张扬生命，挥洒真情，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视人生，发掘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创作的自觉”时代。慷慨悲凉，是纵贯建安前后两期整个时代的主体诗歌风格。“慷慨”和“悲凉”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然而却在建安诗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建安文学的“三曹”就是其中代表：曹操沿用乐府旧题，抒胸怀壮志、叙现世新事，这是从前从没有过的，是对诗歌一次创造性的革新，也是诗歌自觉性发展的第一步。《步出夏门行》原多是叹人生无常或求仙问道，但曹操用于写北征途中的壮阔景象，著成《观沧海》等千古名篇。以曹丕等邺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建安文学第二阶段，以最负盛名的曹丕的《燕歌行》为代表的思妇诗和游子诗，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将乐府民歌风调与“文士气”和谐的融合，语言逐渐转向工丽，诗作的艺术性得以加强，则是建安时期诗歌文人化的表现。即使在众多的同时代的文学大家中，曹植也可说是最负盛名的作家，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三曹”高扬的政治热情，形成了“雅而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文学风骨。“慷慨”一词，也为“三曹”所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慷慨时激扬。”曹植《野田黄雀行》：“秦筝何慷慨”；《赠徐干》：“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悲风”这个意象，在三曹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三曹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底蕴，为建安文学形成了“慷慨悲凉”的鲜明的文学特色。 当然，建安风骨具体是指汉魏之际建安诗人，除了“三曹”，还有“七子”。建安文学总体上说境界比较开阔，自由通脱。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三曹”的诗歌和散文有尚质崇实的特点，其后诗文的总体取向是渐趋工致华美。除了时代的群体的总体特征之外，也具有很强的个体的个性特征：建安诗歌以五言为主，亦有四言、杂言等，而以五言成就最高，为五言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并且创立了七言诗。散文的体式多种多样，有诏令、奏疏、章表、书信、序论、赞颂、碑铭等。辞赋沿着汉末抒情小赋的创作道路，而题材更加广泛，抒情、咏物、感事、饮宴、游猎无所不至。建安风骨重点描写黑暗的社会现实，吟咏战乱时期悲凉的人生，高歌统一国家的理想，讴歌战乱消除给人民带来的安居生活，以及追求美好未来的愿望。不仅文体创新，形式多样，而且辞藻华美，语言质朴刚健、清新自然，形成一代新的艺术风格。后人把建安文学时期慷慨激昂地倾吐胸襟，豪爽磊落地施展才华、抒发胸怀；阐明事理不追求纤细、周密的技巧，遣词造句、描摹形貌唯求通顺明达；以及慷慨悲歌，激越高亢的思想情调与刚健爽朗、清新自然的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称之为“建安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