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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消费文化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对消费及消费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情况如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国一样，消费文化不仅进入了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且成了经济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研究的主题，“消费似乎成了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理解社会生活的一种‘交流系统’。”[1]同样，在当代中国，消费文化也成了理解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分析系统，自然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由于受学科研究限制，本书着重从社会学视角考察中国对消费及消费文化的各方面、各领域的研究，并作出梳理和分析。这里所说的“从社会学视角考察中国对消费及消费文化的各方面、各领域的研究”，强调的是社会学视角，而不管研究者的学科和专业归属，所以可能包括哲学、文学、心理学等各种学科对消费文化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必须是具有社会学视角的，我们才将之纳入本书的研究视野。 第一节 我国消费文化的研究进程 中国对消费及消费文化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个大阶段：引入与介绍阶段、评述与深化阶段。 一 引入与介绍阶段 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首先是吸取了西方研究的成果。一些重要的国外消费文化的著作和文章被翻译和介绍到国内。如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戴安娜·克兰的《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格罗瑙的《趣味社会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居伊·德波的《景象社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卢瑞的《消费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弗兰克·莫特的《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丹尼尔·米勒《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等，上述译著在我国研究西方文化的论文中引用率较高，对我国消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也是显著的。 国内学者对一些重要的消费文化文献进行了收集整理并编书出版，如罗钢、王中忱主编的《消费文化读本》影响较大。本书共收集了22篇文章，分为消费文化理论、购物经验、时尚研究，以及多维视野中的消费四部分。这些文章主要收录了一些作者各自就消费文化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从某个“细角”展示了消费文化的多元化分支。在这些文章中，有少数文章所选的著作已在国内翻译出版，诸如维布伦（另译为凡勃伦）的《夸示性消费》（选自《有闲阶级论》）、鲍德里亚的《在使用价值之外》（选自《政治经济学符号批判》）、齐美尔的《时尚的哲学》（选自《时尚的哲学》），这些译著为中国学界所比较熟悉，不过其中绝大多数译文都是初次在国内发表的，而且，前面几篇文章大都根据原著重新作了翻译，因此，这本《消费文化读本》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自出版以来，其中的论文和思想的引用率较高。我们对这个读本的内容进行初步的和不完全的概括，认为主要涉及的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消费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论述（维布伦的《夸示性消费》，鲍德里亚的《在使用价值之外》，布尔迪厄的《区分》导言，玛丽·道格拉斯、贝伦·伊舍伍德的《物品的用途》等）。这类论述尤其强调消费在建构个人与群体的身份认同，并与其他个人或群体加以区分的明显功能。在布尔迪厄看来，一个阶级，可以通过其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界定，也可以通过其消费来界定。在消费中他特别重视文化和教育消费，主张文化消费是社会各阶级之间与同一阶级的成员彼此之间的主要斗争场域。人们所消费的商品不仅单纯地反映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文化消费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关于物品，玛丽·道格拉斯、贝伦·伊舍伍德指出：“人们需要物品，是为了使文化的各个范畴得以显现，并且稳定下来。”民族志研究的典型做法是：假定一切物质财产都具有社会意义，并着重分析物质财产的文化传播用途，以此作为文化分析的主要部分，“物质财产供给人们食物和居所……但是，除此之外，财产显然还另有重要用途——建立以及维持社会关系。考察财产的这一功用，对于研究物质生活而言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卓有成效的途径。它告诉我们，财产除了单纯表现个体之间的竞争外，还有更为丰富的社会意义”；物品是可见的文化，它们被安置在不同的界域和等级系统内，经过物品选择不断产生出特定的区分模式。[2] 第二，对物与文化实践意义的揭示（丹尼尔·米勒的《物的领域、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米勒认为消费的社会区隔（布尔迪厄的《区分》以及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学）不仅是先期的社会分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与具体的物的领域有关，这个物的领域既包括生产形式、经营方式以及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