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医患关系集体不信任现象研究.docxVIP

? ? ? ? ?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医患关系“集体不信任”现象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卫生政策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正处于全面转型时期，医患间集体不信任现象普遍，医患关系“滑坡”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的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两种，前者是指“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后者指“我们不断发展的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现代社会中，外部风险占主导地位转变为人为风险占主要地位。[1]现代社会风险不会单独存在，如果取消了行动就不会冒风险，现代社会的风险更具有主体性特征。[2]恰当的信任对于规避现代风险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信任的研究可以促使我们更好地预防现代社会风险，同样对医疗信任的研究也有助于更好地掌控医疗风险从而预防风险的发生，促进医疗卫生行业的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利益。 一 作为制度信任的医患关系表达 “医患关系”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狭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医师与其所诊治的患者之间特定的医患个体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医患关系中的“医”是指以医师为主体的医务工作者一方的群体，包括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医务行政管理人员等；“患”是指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资源使用者一方的群体，包括与患者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患者家属、亲属、监护人及其所在工作部门、单位等。因此，从广义上说，医患关系是一种“医”与“患”之间的互动和面对的关系，是社会互动关系的一种，是指以医师为主体的医务人员群体同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在诊断、治疗、护理等过程中所建立的特殊人际关系，它以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为背景缔结而成，能够反映其所处时代经济、文化、道德、伦理、法律等相关内容。 “医患信任”是指医患互动过程中，双方基于相互诚实守信的合作诚意，在交往过程中期待从对方处获得某种回报的一种心态。医生相信患者会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并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疾病；患者相信医生能理解自己的病痛，运用医学技术，最大程度的使自己恢复健康、减轻病痛。 卢曼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3]前者建立在熟悉度及人际间的感情联系基础上，后者是外在的，以法律的惩罚或预防机制来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克雷默等将信任分为制度信任（系统信任）和非制度信任。制度信任是建立在正式的、合法的社会规章制度基础上，依靠法制系统、制度系统形成的人类信任关系，属于强制性约束；非制度信任是依据伦理道德规范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凸显道德信仰支配下的自觉遵守。 信任产生机制分为两类：一类为导源于人际关系的信任，简称人际信任，是指对与自己有先天血缘关系和通过后天的社会生活建立某种特殊关系的人给予的信任。另一类为导源于制度的信任，简称制度信任，它是依赖社会制度规范、法律法规保障和约束力的信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信任的构成和特点也不同。在传统社会，以人际信任为主；在现代社会，以制度信任为主。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信任主要是基于人际信任而产生。传统中国是以农耕经济为特征的乡土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要求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因此人们重视血缘、地缘的关系，并发展出一套礼仪来规范关系。中国传统社会还有一套基于血缘、地缘信任来协调交往关系的乡规民约。人们基本上都会按照既定的行为模式进行社会交往，因而冲突很少发生。即使发生了冲突，人们也可以借助乡规民约、借助民间力量加以解决。[4]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信任可以不需要借助法律的约束。亚当·B.赛里格曼认为传统社会是建立在熟悉与相互强化的亲缘义务基础上的高度信任的社会，因其义务、责任和共同性系统明晰可见并缺少变化，因而对行为预期的可预测度高，但在熟悉与相互强化的亲缘义务系统之外则不可预测。不可预测即意味着风险，不过由于传统社会的本质，这种风险发生的行为概率相对较小，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那种由熟悉和亲缘来确立义务与责任的身份关系，因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的分化转变为由法律等社会规范来确立的契约关系。在社会转型期，当法律等社会规范缺乏或执行不力时，对行为的预期就会存在相当高的风险。[5] 现代社会，制度信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目前的社会诚信问题主要针对的是制度信任。制度信任是我们得以信任陌生人的基础，它不像人际信任以关系和人情为基础，而是通过在社会中建立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等。如果人们未按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去做，则会受到惩罚，增加行动成本，因此理性人不采取失信行为。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陌生人（或组织）的行为变得具有可预见性，由此可降低社会交往或合作的不确定性，使信任陌生人的风险成本降低，使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得以实现。 基于对以上信任的理解，本文所关注的医患信任主要是基于制度信任。 二 作为医疗服务的医患关系表达 帕森斯认为病人角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