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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商界职业教育的特点与特点 职业教育和培训是现代工商业发展的产物。随着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建立和普及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在实施推广职业教育的主体中，除政府、教育界人士外，处身于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的工商界人士更深刻感受到新式职业人才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为适应实业运行与发展的需要，工商界一些有识之士十分重视开展职业教育，培养实业发展所需的职业人才。 一、 《民法典》之后的工商界体系 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其对华经济扩展的规模迅速扩大，汹涌而来的西方商品和资本，对中国传统工商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也使中外商务交流竞争更加激烈频繁。在与外商的竞争和贸易中，许多华商或遭失败，或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深切地体会到传统的商人也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闭关时代，商业只观察一面，而交通时代之商业宜周察各方面：闭关时代之商情只观本国，而交通时代之商情宜纵览世界；闭关时代之商人只取法于既法，而交通时代之商人宜远测未来，明乎此者庶可立于万国交通之市场矣。” 从商者必须学习新的知识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新知识的获得必须依靠工商教育，所谓商战，实质为学战。“虽然各国之争也以商战，实则以学战。学而后能智，智而后能谋，智周谋远。” 仿效西方，创设工商实业学堂，培养新式工商人才是中国工商业应对国际竞争、谋求自身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晚清政府举办的实业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工商实业界对适用人才的需求。据学者统计，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近400家 与科技学堂相比，晚清时期的商业学堂数量更少。如1905年，号称北洋巨埠的天津，农工两项学堂“业已开办数年，独商学尚付阙如。” 有限的工商业学堂无法满足晚清近代工商业发展与竞争的需要，大量的从商者仍然是通过传统的学徒制来培养。在学徒制下，雇主或师傅“之授其徒弟者，不过引以入门，而示之以路。至一切点缀变化、布置行为等，”却须徒弟“自省自悟，自揣自摩，遇事多，习业广，为日久，乃能出类拔萃，而为领袖之人。” 正是基于这种严峻的竞争形势与深刻的反思，一些有远见的工商业人士开始创办新式工商教育，培养实业发展需要的新式职业人才。 二、 创办商业学校，进行职业教育 晚清时期，一些有远见之工商人士开始在本企业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如素有“商雄”之称的宁波旅沪商帮领袖人物叶澄衷（1840-1899）在主持经营的老德记五金行内，就曾以组织夜学的方式每晚“延西师，聚少年之子弟，课以语言文字并商学税关各ue2ec窍”。 20世纪初，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商会组织，并出现全国性的商业联合会。商会的出现，为工商界实施兴商学开商智提供了组织条件，也使他们的促办商学活动从个人转向集体。如天津商会成立的第二年，就在商部和袁世凯的鼓励下，与直隶学务处配合，开始规划实施实业教育。1907年，磁州彭城镇商务分会创办商业夜学堂，教授农工子弟，由商会酌派会董，充为义务教员。高阳商务分会成立不久，也设立了商业夜学，1908年改为初等商业学校，1910年复改为中等商业学校, 学校额定学生100名，分三班，“以授商业所必须之智识艺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商学为宗旨”。 民国成立后，随着工商实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工商界对创办推广实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加深。商会常常召集工商界人士商谈兴商学开商智问题，并以集体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发展实业教育的要求和建议。如1912年10月，在北京政府工商部主持召开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上。江苏下关商会代表周锦祥、黄琨提出《普及工商业教育案》。该提案认为，中国商战所以失败，“人才问题尤为原因中之一大原因也，······欲事挽回之法，舍宏造商业人才外，固无别项良策，而宏造商业人才，又非实行商业教育普及法”不可。提案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重视，经过广泛讨论，会议议决三项普及商业教育的办法：一是设立专门学校以养成工商业人才，二是设立讲习所，使凡经营工商业者均有应用必要之知识，第三就是设立补习学校，使凡商业徒弟及工场职工得受同等之教育，其办法是，由工商部咨请教育部规定补习学校制度，通令各省教育司斟酌办理，由此形成一种官办与民办相结合的普及工商业教育的途径，使不同层次的工商业者都能得到相应的专业文化教育和训练。 1912年11月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联合会一直将兴商学、开商智列为历届会议的重要议题，并先后提出了多项议案。如在1914年第一次大会上即要求：各省商会联合会应设法筹款，“多派商家子弟出洋留学工商，或入本国学堂，精求实业”；“学成归国，崇其学位，不入仕途”；各商会、各行业拟“组织商业专科学校”，设立商品陈列所、商业研究所；待工商教育逐渐普及之后，各工商企业收用学徒“先从学堂毕业录用”；各商会职员“非由学堂毕业者不得充选”。 据1922年的初步统计，全国各地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