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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哀予诗歌中的浪子意识 1933年，中国诗人郑纪宇出生于河北省，在台湾长大。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在美国生活。他的诗集也已在中国大陆被印刷。郑愁予并没有仿效其他诗人那样直接喊出要解决中国诗歌的危机,但他还算得上是“中国的中国诗人。”朱丽娅·林(Julia Lin)称郑愁予是一个“古代的保护者”,说他诗歌的特点是“粗犷的乡村声音”,“民族意识”和“传统情感”,一言以蔽之,即被理解为返归坚实大地般古典传统的“古典主义”,而现代则仅存在于他对诗歌语言的实验之中,如他把“夫、父、秋、东、西、早餐”等名词用作动词。很显然,他的诗歌创作手法中的一些其它特征也可归入到现代之列,诸如他使用排比句加上“顿”以便使用“异”来表达“同”,还有运用不相关的比喻,多义字句和形声诗等等。我个人认为,郑愁予诗作中的这些重要特征其实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欧洲思想史的接受,也就是对体现于骑士形象上的浪子意识和流浪意识的接受。在这一点上,生活在香港的诗人余光中同郑愁予颇为一致。郑愁予是个浪子,但他并不经常使用浪子一词,不过,浪子至少在他的两首诗中处于中心地位。 浪子意识涵括着三个方面的因素:外表上表现为骑士形象;本质上同唐.璜性格相似;此外,还应存有着必要的背景,即一个徙然等待他的出现的女人,这个女人是摹仿唐宋两代闺怨词而被创作出来的。郑愁予所有诗作中只有《贵族》一诗直接描写骑士,在这首诗中,诗人把贵族称作“黑骑士”,并不时地提及马蹄声和马,尤其是自古以来就被用于战争的铁马。在带有民歌风格的《牧羊女》一诗中,驰马则被看作是少年突出的天性: “哪有姑娘不戴花 哪有少年不驰马 姑娘戴花等出嫁 少年驰马访亲家 哎—— 哪有花儿不残凋 哪有马儿不过桥 残凋的花儿呀随地葬 过桥的马儿呀不回头……” 当你唱起我这首歌的时候 我的心懒了 我的马累了 那时—— 黄昏已重了 酒囊已尽了…… 诗的开头显得轻快、纯洁,而结尾却语调低沉。除驰马以外,诗人还刻划了爱马者的另一性格特征,即骑士虽然访亲家,但他得“过桥”,这其实是一种修辞,在后文中还将出现,意思是说骑士离开了姑娘“等出嫁”的世界。表面上看去,骑士“心懒”了,这也是一种修辞,诗人籍着两个相应的字表达了成语“心灰意懒”所要表达的一切,旨在描写一种淡漠的爱。诸如因重逢和“放情而爱独居”而产生“欣然和冷漠”这样的典型诗句在郑愁予诗作中我们还可以摘引出很多,这些诗句的表达很是优雅,体现了唐·璜的特征,也表现出对情感的拒绝。如此的自我叙述与十九世纪西方纨绔子弟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十分吻合: “他不再想沉湎于情感之中……窥测别人对他来说再好也不过了,而窥别人只需要短时间的关注。长时间的投入会使他陷入可怕的窘境之中”。 女人所能扮演的角色似乎是一种衬托出内心幻象的实体,其重要前提是耐心的等待。“郑愁予诗作中的许多女主人公都是一些无望而寂寞地等待着的典型女人形象”,王怀伦(音译)的观点全面而又中肯,我完全赞同。不过,以为这种典型女人形象同晚唐和宋词中的女人形象完全一致则多少有失偏颇。 在王怀伦看来,郑愁予抒情诗中的用词(柳絮、东风等)、占统治地位的原始悲怨情绪和黑夜般白天的意象等等都足以说明,郑愁予继承了宋词婉约派的传统。尽管王怀伦所持证据令人信服,但是,描写女人并非完全肇始于闺怨体诗歌,郑愁予的诗体和宋词之间有两方面的区别值得指出:女人在传统的闺怨诗中经常是说话的人——在闺怨诗中发怨的女人的孤独感似乎不是对忧郁的感情生活的表述,就是对女人作为皇帝奴婢而被疏远的具体陈述;再者,如果女人不是个体,而是属于类,那么,闺怨诗的抒情主人公对她至少是充满同情的。如此看来,说话的人既不是等待者,也不是被等待者。郑愁予的诗则恰恰相反,说话的人并不仅仅是等待者,而是有意识地把等待看作是同女人相一致的存在形式的人。 《情妇》 在一座青石的小城,住着我的情妇 而我甚么也不留给她 只有一畦金线菊,和一个高高的窗口 或许,透一点长空的寂寥进来 或许……而金线菊是善等待的 我想,寂寥与等待,对妇人是好的 所以,我去,总穿一袭蓝衫子 我要她感觉,那是季节,或 候鸟的来临 因为我不是常常回家的那种人 罗兰·巴尔特在《恋人絮语》中从女人的角度描述了情妇的情境: 要追溯历史的话,倾听离愁别绪的是女人:女人在一处呆着,男人外出狩猎,四处奔波;女人专一(她得等待),男人多变(他扬帆远航,浪迹天涯)…… 而远离是就对方而言的,对方离开了,我留下了。对方永远不在身边,处在流离的过程中;从根本上讲,对方始终漂泊不定,难以捉摸;我——热恋中的我——又注定了要守株待兔,不能动弹,被钉在原处,充满期翼,又忐忑不安——象火车站某个被人遗忘角落里的包裹。思念远离的情人是单向的,总是通过呆在原地那一方显示出来,而不是离开的那一方;无时不在的我只有通过与总是不在的你的对峙才显出意义。 等待的一方应保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