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印花税法律制度之源流与功能探析-以税法要素及征管制度为研究对象.docx

? ? 1935年印花税法律制度之源流与功能探析 以税法要素及征管制度为研究对象 ? ? 刘丽华， 于语和 (南开大学 法学院， 天津 300350) 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有言，法律的生命并非逻辑，而是经验[1]2。我们在积极投身现代法治建设的同时，亦应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以期对现今的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近代中国经历了激烈的社会结构转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包括税收制度都体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民国时期是新旧制度交替的重要阶段，政府为充裕国库，缓解财政危机，一方面改革中国传统税制，一方面仿习西方的现代税制。印花税作为从西方最早引入的现代税种，从清末提议引入，到北洋政府具体实施，历经多载，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印花税法的立法技术已臻成熟，或可将其视为中国税收制度现代化之先锋。就具体内容而言，尤以1935年印花税制度改革的成果为著。 本文以1935年印花税相关制度规则为研究对象，基于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印花税法的制度成因、功能及对后世的影响展开论述。 一、印花税制度的成因 (一)印花税制度的源起 印花税于1624年首创于荷兰，因其“取之又极轻微，数虽细而不苛，款冗集而不扰”而独具特色[2]1856。 清朝末期，国弱民贫，库府空虚，清政府除了大量的军费开支，还要应付大量的战争赔款，为缓解财政危机，其试图引入西方税种，以丰富税源，于是印花税进入视野。1889年，李鸿章在给奕劻的信中建议开征印花税以筹集海军经费，并详订细则，以备采择， 但犹疑踌躇，语气并不坚定，“万不得已，拟仿东西洋印花税一项，令各口试行，或可渐集成数”[3]27。1896年，清御史陈璧又上书：欲求岁筹巨款确有把握、不病商不扰民之策，唯有仿行印花税一法，但没有引起清廷重视。此后朝廷重臣伍廷芳、张之洞等人也曾上书主张引进印花税。1902年，清朝户部会同外务部与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合议，拟具印花税大略七条，由外务部报请清廷核示，以期从速施行[4]267-268，但清政府当局对印花税不甚了解，心存疑虑，总理府大臣又多持异议，并没有什么实际作为。至1907年，清廷与英国政府签订禁烟条约六条，约定逐年减少进口鸦片，国内也相应减少鸦片产量，进口关税与厘金收入陡降，亏空巨大，不得不将印花税的征收提上议程，出台了《印花税则》十五条和《印花税办事章程》十二条。1908年，度支部与直隶总督协商于直隶省试办印花税，地方官民均不知印花税为何物，官员恐其急切难办，商民更苦苛捐久已。天津商会上书云：“外国有印花税者，而无各项杂捐，然外国之有者，即仿而有之……杂捐不免，印花又行，而民何以处此乎!”[5]1706最终这一试征印花税的措施无果而终。因时势紧迫，1909年度支部决定，不经试办，各省一律施行，“惟烟害必宜速禁，捐款必宜速筹……惟印花税一事……诚为有利无弊，自应及时试办，以资抵补，拟即分别省份大小颁发印花票，一律举办……”[2]2606但各省督抚多不支持，借口人民负担过重，纷纷奏请延缓实施，至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印花税也未能施行。 晚清时期两次试征印花税均告失败，但印花税相关制度的颁布为印花税法在中国的确立打下了基础，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二)印花税制度的确立 民国初立，需款浩繁，北洋政府将印花税的实施提上日程。1912年10月，参议院审议通过《印花税法》，其应税范围界定为：财物成交所涉的各种契约、簿据、凭证均应贴用印花。征税对象为经济凭证，包括当票、支取银钱凭折等二十六种契约、簿据。1914年8月，北洋政府颁布《关于人事凭证贴用印花条例》与《印花税法》并行实施，列举了婚书、中学校入学愿书等十种应贴花的凭证，后又以比照引申的方式核定类似凭证，如留学证书、教员证书、喇嘛度牒等项，规定凡属凭证类都要贴花缴税。北洋政府还通过推行印花特税，将药品、炮竹类、纸卷烟、酒类等物纳入印花税的征收范围。税收征管方面的相关制度有：1912年10月颁定的《暂行印花税施行章程》，1912年12月颁定的《印花税法实施细则》，1913年11月颁定的《贴用印花税票细则》，1915年1月颁定的《印花税法罚金执行规则》等。这一时期因印花税法律制度条文简单粗略，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或比照引申等形式动辄修改法律，不断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甚至曲解税法之本意，苛扰滥罚的现象多有发生。同时，由于军阀割据，政令不达，税政管理也十分混乱，各地强派勒销，私印私销，以印花税票抵押借款，甚至出现截留上缴中央印花税款的情况，1923年4月，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财政部印刷局局长薛大可和库藏司司长胡仁镜舞弊盗印案，引致舆论哗然，民怨鼎沸[4]292。鉴于以上种种，1924年10月，财政部提出《整顿印花税意见书》，并于次年8月召开全国印花税专业会议，检讨了印花税法施行以来的诸多弊端，通过了《整理印花大纲》十二条和《修正印花税法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