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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一种族群政治的政治分析 在非洲国家的鲁本达，有三个民族，即胡图、图西和特瓦。种族结构相对简单。三族人口比例虽较为悬殊(分占全国人口的85%、14%和1%), 欣特金斯是著名的卢旺达研究专家，其文发表于1999年，当时是大屠杀后“百家争鸣”的高峰期，足以网罗足量文本类型进行剖析，其见解洞若观火，至今依然有深刻的参考价值。她提醒我们，卢旺达大屠杀的影响因素众多，原因高度复杂，因而对大屠杀行为的解释是多元而充满张力的，但面对各种解释需保持充分的警惕与反思。笔者亦主张多维度或多层次的解读视野，且认为被赋予“族群名义”的大屠杀，在某种意义上是卢旺达族群政治演化的产物。不过本文对此抱有更为审慎的态度，尝试通过一种历时性观察维度，将大屠杀置于卢旺达族群政治的历史分析框架之中，在族群政治产生与发展这一结构过程的宏观视野下对大屠杀进行思考和解答。 一、 卢有关思想的新变化 从历史上看，图西族与胡图族的祖先“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创造了单一的文化，说着共同的语言(即卢旺达语，Kinyarwanda)，信仰同一种宗教，拥有同样的神话体系和礼仪法典(乌布维鲁，Ubwiru)”。 19世纪末，尼津亚王国沦为殖民地，德国与比利时相继对其实施殖民统治，卢旺达现代国家的雏形就此奠定，并对图西人与胡图人的族际关系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特别是1916年比利时获得卢旺达的委托统治权后，不仅宣扬种族主义观念的“含米特”理论(the Hermitic theory)，而且设计和推行身份证制度，让原本具有一定流动性的身份类别制度化和板结化，从根本上重塑了卢旺达人族群身份的认同模式。 二战结束后，卢旺达迎来国内外局势的新变化，催生出再度重塑胡图人与图西人族际关系的巨大力量。首先，民族主义浪潮席卷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激发了各族的自主意识与民族主义情绪。其次，卢旺达成为联合国托管地，托管理事会敦促比利时允许更多卢旺达人参与政府管理，逐步向独立过渡，国家权力分配进入重新洗牌的关键时期。最后，殖民统治前期和中期，保守的天主教传教士大都倾向于利用当地图西精英管控殖民地，但殖民后期新一代“开明”的传教士却一反其道，对图西少数群体的统治产生抵触情绪，极力鼓吹“社会多数统治”的新思想，“正义”的天平开始向无权无势的胡图人倾斜。比利时殖民当局亦决意抛弃图西“盟友”，寻求与胡图族携手合作。 二、 伊班达与胡图族 事实上，直到1950年代中期，胡图精英还未将自身权益与族群身份联系起来。格雷戈瓦·卡伊班达(Grégoire Kayibanda)是胡图族第一批知识分子领袖，1953—1955年任《道友》(L’Ami)杂志主编，任职期间撰写过揭露当时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文章，但从未将其视为胡图—图西族际不平等的产物，甚至还为种族间、阶级间的团结合作唱赞歌。 (一) 胡图宣言:胡图族问题的政府文件 1957年2月，卢旺达高等委员会(High Council of Ruanda，图西人控制的国家权力机构)拟订了一份《意见书》，恳请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督促比利时尽快把权力移交给图西执政当局。意见书强调种族关系是“我们国家当前最根本的问题”，不过它指的是白人与黑人间的关系，阐明摆脱殖民的理由与急迫性。意见书也承认卢旺达存在严重的社会等级性，但极力淡化胡图与图西族作为群体意义上的不平等。 然而《意见书》不仅没有起到掩盖族群议题的预想效果，反而加速催化了胡图人与图西统治者的决裂。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九位胡图知识分子共同发布《胡图宣言:卢旺达本土种族问题中的社会因素分析》(简称《胡图宣言》)予以回应。宣言内容丰富而犀利:描述胡图人的惨境;批驳“图西人天生就是统治者”等诸如此类的陈旧观念;声讨剥削和压榨胡图人的乌布哈克制度(Ubuhake)等等。更值得称道的应该是《宣言》与《意见书》针锋相对，首次把胡图—图西议题正式摆上台面讨论，言明两族之间的矛盾既是一个“种族问题”，也是一种“社会问题”。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图西族一家独大的垄断”，从政治垄断发展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垄断。因此宣言建议采取一系列反垄断、提高胡图族地位的举措:消除种族偏见、提升胡图族担任公职(包括殖民者引入的现代行政体系和传统机构)的比例、增加胡图族青少年儿童接受各级教育的机会等。 图西统治集团面对胡图族首次强有力的发声做出妥协。1958年3月，鲁达希格瓦国王同意设立一个特殊委员会专门研究胡图—图西问题，成员共十人，来源较为广泛，包括《胡图宣言》部分作者、图西保守分子，以及图西改革派酋长(不满图西保守派，也反对胡图激进派)。委员会直面胡图族的不公遭遇，承认该族在教育、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中所占比例与其人口规模严重不符。 总之，《胡图宣言》是胡图族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宣言表明胡图精英已意识到图西—胡图议题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而公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