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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媒介英国戏剧中的莎士比亚 400年前的1616年4月，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他的家乡埃文河的斯特拉特福市去世。在名家辈出的伊丽莎白时代,声名显赫者的戏剧家大有人在,而留得当时后世名的,无出莎士比亚之右者。个中原因何在?本文试从一个特殊视角,也即传统艺术的传媒艺术思维的视角,对已有的研究予以补充分析。 一、 媒介融合:新戏剧的兴起 加拿大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1961年完成一本新书《理解媒介》。开篇第一节“媒介即讯息”中即先后引用三段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奥瑟罗》《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经典台词,并重点指出:“如果摘录莎士比亚的著作,我们可以编写一本相当完整的研究人的延伸的手册。” 如果说到莎士比亚比同时代戏剧家的高明之处,其最为显著的一点,也许正是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意识到“媒介即讯息”这一400年后一位“媒介大祭司”的精妙论断。恰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所言,“莎士比亚对媒介改变事物的力量有一种直觉的把握” 有学者认为,以摄影术的诞生为界,人类艺术大致可划分为传统艺术与传媒艺术两大艺术族群。前者包括“音乐、舞蹈、文学、建筑、雕塑、绘画、戏剧等蔚为壮观的艺术族群”,后者则是“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借助工业革命之后的科技进步、大众传媒发展和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在艺术创作、传播与接受中具有鲜明的科技性、媒介性和大众参与性的艺术形式与品类”。 如果沿此思路分析,莎士比亚时代虽然没有摄影术,莎剧当然也就归于传统艺术范畴,但是莎士比亚显然与众不同,其对新兴媒介的重视使他迥异于同时代人———换言之,莎士比亚的“传媒艺术”洞见是他比同时代人更早一步意识到,能够吸引大规模民众参与的戏剧表现形式必将有更大的生命力,这与传媒艺术的大众参与性不谋而合。而他所追求的“新戏剧”在艺术表现力(舞台布景技术)、媒介(剧院)和受众广泛度三方面迥异于此前戏剧,正是对剧院这种“新媒介”的“偏向”(其实质是面向大众,反映了莎士比亚异于同侪的“受众观”,下文详述),直接促成了莎剧的兴起。若做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推论,若莎士比亚生活在当代,以它的向后的、开放的对待艺术接受者的观念,他极有可能会积极使用新兴网络等新的传播技术传播他的戏剧。 二、 “去中心化”与“新媒介” 莎士比亚对“新媒介”的重视使他不同于同侪。第一是创作语言的选择———对鲜活生动英文的全方位运用和非凡的驾驭能力。在莎士比亚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知识精英用于写作的是拉丁文,培根即主要用拉丁文写作。在英国社会精英中,较早使用英语进行写作的是乔叟,但是他使用的英文,古奥难懂,非一般人所能接受。莎士比亚的戏剧写作与此不同,莎剧中的对白通俗易懂、生动流畅、极富感染力。恰如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所言,莎士比亚眼中的英语“粗犷与柔美”并重,它是“一种丰富的大众语言”,他娴熟运用英语的能力是通过“使用、观察和热爱英语”得到培养的。 第二是对戏剧受众的看重———突破精英圈子,吸引和凝聚更多的伦敦公众。与语言紧密相关的是,莎士比亚对“受众”(或者说是艺术接受者)的极端重视。莎士比亚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通常被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不仅表现在社会比较稳定,对于莎士比亚而言,更为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英国公众的生活精神,依屈威廉的说法———“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民众热爱生活,而不是空谈生活” 而这像极了“传媒艺术”的状态,传媒艺术的三大特征是科技性、媒介性、大众参与性;其中“传媒艺术”的大众参与性相当重要,传媒艺术从诞生至今逐渐表现出强烈的“去中心化”“去精英化”的状态。 第三是对剧院的偏爱———新媒介预示着新天地。对于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人而言,剧院是一种“新媒介”。依照伯吉斯的说法,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戏剧艺术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戏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古罗马戏剧家塞内加,更是影响了数不清的英国戏剧人。但是,塞内加的负面作用在于,其戏剧创作不是为剧场演出而作,而是为读者阅读所撰写。由此可见,他面向的“受众群”并非凡夫俗子,而是有识字能力的知识阶层。当时在伦敦显赫一时的“大学才子派”戏剧家(大部分毕业于剑桥大学,受过良好教育。如托马斯·纳什、罗伯特·格林、托马斯·洛奇、克里斯托弗·马洛、托马斯·德克等,均是此团体中重要成员),无不深受塞内加影响。特别是罗伯特·格林,似乎有更深沉的精英抱负,他也曾写过诗歌与戏剧,但是因为精英指向,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舞台上始终不温不火,最终贫病而死。莎士比亚与他们不同,正如日本吉卜力工作室的铃木敏夫异常重视“动画之神”(观众)一样,莎士比亚也是非常重视“戏剧之神”(伦敦普通观众)的。正因为如此,他特别看重剧院的演出,在他看来,对于戏剧发展而言,剧院是更有生命力的“媒介”,其重要性不下于“印刷书”。确实如此,伦敦的玫瑰剧院、环球剧院、天鹅剧院、黑僧剧院等,都脱胎于旅店,就像中国清末民初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