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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的未来 10年前，如果一个人努力工作，那一定是一部可耻的对话。然而在当下，打零工的地位已非昨日。每到饭时，大街小巷总会有飞驰的送餐小哥满足人们饭来张口的需求。足不出户，我们可以买到任何所需的商品，这一切的便利都得益于我们身边这些打零工者，更得益于已经到来的新零工经济时代。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中写道：“如果把当前的工作世界看作一把尺子，设想它一头是传统意义上由企业提供的职业阶梯，另一头是失业，那么两头之间范围广、种类多的工作选择便是零工经济。” 可见，零工经济涵盖较为宽泛。 人们熟悉的外卖小哥，已经以“网约配送员”的名义成为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去年正式发布的新职业之一。而如今，“零工”的概念还在不断被丰富——主播、宠物烘焙师、密室设计师、汉服造型师、奶茶试喝员、外卖运营师、收纳师、创客指导师等新职业丰富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就业选择。 灵活就业形态让就业反应 传统的经济社会中，人依附于社会经济体，比如企业、公司等，绝大部分的社会职业人依托集体来进行经济创造及价值的体现，每个人如同社会大机器上的螺丝，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保障社会这个大机器平稳运行。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互联网科技的崛起或者比如疫情般不确定因素的发生，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零工经济大潮中，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有益补充，也为人们提供了另外的可能。零工经济本质上是人作为个体通过提供自己的技能、时间、精力为自己赚取收入的一种经济形态或者现象。它的发展与崛起，满足了个体自主工作与增加收入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用工方对成本风险的管控偏好，这也是零工经济产生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正在让灵活就业方式从“就业备胎”变得“大有可为”。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说，目前我国约有两亿灵活就业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选择了依托互联网的新就业形态，包括电商物流、网络送餐、网约车、直播、网络文学、自媒体等。在他看来，这种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强等特性，已成为全民就业的“蓄水池”与“缓冲器”。 年轻人是“零工经济”时代的主力军。据相关企业统计，滴滴平台的网约车司机平均年龄为37岁。外卖平台饿了么的骑手更为年轻，平均年龄是31岁，其中90后骑手占比达47%,95后骑手增长最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1.2万名00后大学生开始兼职送外卖。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年轻人选择做直播、拍视频、设计密室。 年轻的新零工们，普遍面临群体诉求高度分化、社会保障覆盖不足、成长发展压力大、社会认同偏低等现实困境。不少主播表示，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时总能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比如“主播不就是靠着年轻漂亮赚钱吗”“不是什么正当职业”等。另外，调研显示，近半数受访新职业青年认为未来6个月有可能失业，这个比例远高于全国在职青年21.8%的比例。 目前新就业形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平台企业对劳动者权益保障重视不够。如果以老办法管新问题，可能使我国错失新业态发展“弯道超车”的机遇。政府与社会组织应努力尝试与平台企业协同治理，逐步界定责任划分，更新劳动关系理念，重新构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与内容。 作为一份吃青春饭的职业，零工们的职业技能也亟须提升。不少企业负责人认为，提升平台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将使数以万计的劳务提供者受益，促进平台经济的品质提升和模式升级，也有利于我国劳动力队伍的整体发展。现有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就业扶持和服务保障体系主要面向传统行业，没有充分覆盖到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因此，政府和企业应拓宽灵活就业群体参与社会保障的渠道，完善灵活就业相关统计与综合考评机制，优化新就业形态的信息、认定、匹配服务，建立适应数字社会的终身学习和就业培训体系，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在线课程和就业指导服务，建设劳动者终身学习的平台。新业态制定劳动关系的规则要倾听弱者声音，制度设计要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创造共赢的发展模式。 平台企业与灵活就业平台“劳务化”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0年，55.68%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与上一年的调研结果相比，使用灵活用工的企业在总体企业比例中提高了约11个百分点。随着灵活就业的群体不断扩大，相关的制度保障显得更加重要。平台企业利用其优势地位单方面变更计酬标准等，单一从业者无力对抗，平台劳动者明显处于劣势。目前很大部分平台从业者未被社保覆盖。平台用工的社保问题，终究要由国家社保制度予以解决。 要帮助灵活就业者解决只能吃青春饭的问题。对于灵活就业人群的劳动权益保障，尚存在法律依据不足、制度设计不完善等问题。问题比较突出且频频引发社会舆情的是工伤保险缺失。零工们在遭受工伤事故后，常常因为不能参加工伤保险而无法享受相应待遇。 去年底，某外卖平台一骑手在送餐途中猝死，其家属在追究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时，被告知仅可以获得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和3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