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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世界城市群的形成 (一) 国外城市化带的发展 在地理空间方面，城市群是由几个城市组成的，相互连接，影响区域发展的空间形式。在区域经济范畴上, 城市群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能够产生巨大能量的经济集聚效益的地带。世界城市群是由多个城市聚合形成的对所在国家或世界经济都有重大贡献的城市化地带。 20世纪50年代, 法国学者戈特曼 (Jean.Gottmann) 最早提出了大都市带 (Megalopolis) 的概念。1976年, 他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杂志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世界上已出现6个大都市带: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都市带 (北美五大湖区) ;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 (英国中南部城市群) ;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聚集地的西北欧大都市带;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 (长三角) 。如今这六个区域的经济规模, 及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占比都非常突出, 远非其他城市群或都市带可比。 (二) 城市群网络的协同发展 多数城市群都遵循了:超级城市—新大都市带—城市群区域的演化路径。“超级城市”的特点是核心都市对周边有较强的辐射影响力, 而“新大都市带”和“城市群区域”则出现了多个城市核心的网络化发展。三者的区别不仅在空间规模上, 而且在资源流动和协作上也存在差异 (见图1) 。戈特曼认为城市群是“人类生活空间组织形式的新秩序”, 其最大特点是功能上的连接性, 区域内各城市间的资源流动和协作大大便利了居民生活与经济发展, 而在地理空间上无需界定明确的界限。 (三) 世界城市群的演变路径 世界城市群从无到有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分散到集中—集中到分散—普遍繁荣。“分散到集中”是“超级城市”孕育成型的阶段。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分散到集中”的周期不断缩短。如伦敦历经两个多世纪才成长为国际大都会, 而纽约仅用了100多年就完成了类似的进程。 “集中到分散”是大都市带的形成期。这期间核心大都市开始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和拉动效应, 有产业聚集的城市带浮现出来。当然并非所有的核心城市都能成长为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大都会, 所以会出现联合周边其他城市以都市带的形式来和世界“超级城市”抗衡的情况, 如北美五大湖区、欧洲西北部地区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了跨国界的大都市带, 其分散协调化的合作对整个区域的经济拉动性丝毫不逊于伦敦和纽约对周边的带动。 “一荣俱荣”是城市群的发展过程, 但“俱荣”或“普遍繁荣”才是城市群的标志。不仅区域内均衡协同发展, 而且担当了所在国家甚至全球经济增长极的城市群才可谓世界城市群。从表1的数据可见, 2016年六大城市群GDP总量达到16.58万亿美元, 与整个欧盟仅相差0.53万亿美元, 与美国相比也只有1.98万亿美元的差距。换个角度衡量, 六大城市群在约半个新疆的土地面积上, 用不到我国1/3的人口, 创造出我国1.45倍的经济总量 (据IMF统计, 中国2016年的GDP为11.39万亿美元) 。而且它们与所在国家或地区的GDP占比也证明了戈特曼40年前提出的六大都市带均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城市群。 用图示来说明世界城市群的演变路径与发展阶段, 可以发现它们是叠加在一起的递进关系。借鉴图1, 可分析现有城市群所处的阶段, 并预测其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 世界城市群的类型 (一) 日本城市群的兴起与发展 依据原发或继发, 世界城市群可被分为“自然发育模式”与“规划推进模式”。前者以英国中南部和美国东北部为代表, 后者以日本太平洋沿岸区为样本。三者分别以伦敦、纽约、东京为核心, 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借助核心城市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方面的优势地位, 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构建起享誉世界的城市群。前两个城市群的演化过程主要依靠国际化和市场力量, 具有典型的原发性且演变周期较长, 称为“自然发育模式”;而东京城市群的形成除了市场因素, 还有显著的政府干预, 继发性强且周期相对较短, 因此被视为“规划推进模式”的代表。 以伦敦为轴心的英国中南部城市群是最早、最有代表性的“自然发育模式”。从16-19世纪, 伦敦城市圈和工业带的形成以英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为背景, 并和众多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 如圈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及攫取海外殖民地等。这期间, 无论伦敦城还是英国在利益驱使下都积极主动参与各种市场驱动的竞争。或许是“时势造英雄”, 在19世纪的前70年里, 仅占世界人口2%左右的英国, 掌握着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5-1/4。英国在全球市场占据了毋庸置疑的领先地位, 尽管彼时的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