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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刑法执行是指法律规定的刑事执行机构，将依法执行死刑判决所发生的内容在实践中解决纠纷，解决纠纷的各种活动。监狱是我国刑罚执行的专门机关, 负责执行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刑罚的执行, 虽然还有看守所和拘役所等其他刑罚执行场所, 但刑罚的执行主要由监狱承担。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主要涉及减刑与假释两种行刑制度。减刑与假释制度的有效适用, 对促进犯罪人改过自新, 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减刑与假释制度同其他刑罚制度一样, 始创于建国初期, 在后来虽然做过一些调整, 但整个刑罚执行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随着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逐步完善, 作为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刑罚执行制度, 也迫切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一、 减刑制度的行刑价值取向于刑罚的实现 所谓减刑, 即一种行刑调控措施, 指受刑人在刑罚执行期间, 由于出现法定事由, 司法机关依法将其原判决所确定的尚未执行的刑罚适当减轻的制度。 第一, 减刑调控机制不科学。减刑制度具有促进罪犯改造, 适应罪犯人身危险性减轻的刑罚变更功能。因此, 国家必须赋予并合理配置刑罚机关的权力, 以实现对减刑运作的有效控制。根据《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 刑罚执行机关只能根据罪犯的改造情况向人民法院提出减刑的建议书, 而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对减刑行使裁定权。笔者认为, 这种权力配置模糊了量刑权与行刑权的法律界线, 既不符合法理要求, 也影响实际操作, 阻碍了减刑制度的有效运作, 不利于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实现。因为量刑是对已然之犯罪行为进行刑罚裁量的活动, 而刑罚一旦确定, 便宣告量刑活动的结束。减刑是刑罚执行机关在行刑过程中行使行刑权, 并非法院量刑工作的延续。原判刑罚是与已然之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的, 而减刑则是根据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 而对其原判刑罚适当地予以减轻。对犯罪分子的减刑表明, 随着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的消减, 原判刑罚所追求的目标已初步实现, 从而无须完全遵从原判刑期。为了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以及刑罚执行的副作用, 同时为了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由刑罚执行机关行使对犯罪分子的减刑决定权既顺理成章, 又合乎权责一致的原则。如果行刑机关仅有减刑建议权而无决定权, 势必造成对减刑适用上的“了解情况的无权作决定, 不了解情况的有权作决定”的尴尬局面, 影响减刑程序的正常运行, 从而使减刑的功效大打“折扣”, 打击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第二, 减刑的激励机制不完善。减刑制度的适用, 旨在向服刑罪犯昭示改造优劣与刑期奖罚的因果关系, 而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使罪犯认罪伏法, 努力改造, 从而取得最佳的行刑效果。但是从《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内容看, 减刑制度在发挥激励作用上的空间十分有限。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减刑的条件过于苛刻。罪犯如果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 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刑;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应当减刑。而事实上, 由于受客观监管环境的限制, 多数罪犯难以有立功和重大立功的机会。同时, 法定的最低刑期的规定 (即犯罪人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也打击了刑期较短和已经受到几次减刑而不再有减刑机会的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二是减刑的对象过于狭窄。虽然《刑法》没有对减刑的幅度、起始时间、间隔时间等做出规定, 但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 从而使实践中罪犯真正能够得到减刑的比例非常小。 第三, 减刑制度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脱节。在实践中, 如果按照现行《刑法》来操作, 就会造成减刑之后尚有余刑者, 如果其后实施抗拒改造的违法行为而又不构成新罪的, 则无法撤销对其先前的减刑裁定。而减刑之后没有余刑的出狱者, 如果出现司法机关滥用减刑或者当初减刑不符合规定条件 (即减刑有误) 的情况, 亦无法撤销对其先前的减刑裁定, 收监再予以执行。也就是说, 对于适用减刑的不该当情形, 缺乏相应的善后制约机制。 二、 实体法上存在的问题 假释, 是对受刑人附条件提前释放。 首先, 立法对假释决定权与假释程序的规定不合理。假释是一种行刑制度, 是附条件地用开放性的非监禁刑的方式来执行已然之刑罚, 而并不是改变原判刑罚。根据《刑法》第八十二条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假释由行刑机关呈报材料, 经中级法院或省高院 (原判死缓或无期徒刑的) 审核裁定。由于行使假释裁定的法官不了解罪犯的具体改造情况, 且审核裁定时间过长、程序繁琐以及法官担心假释的风险责任等因素, 导致实践中假释的适用率过低。笔者认为, 现行《刑法》对假释的决定权以及假释程序的规定缺乏合理性, 直接造成这一制度在实践中难于操作运用。由于立法设计上的失误, 导致假释制度因适用率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