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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和履约发展历程 根据国务院的批准，2006年9月1日实施了《濒危野生动物进出口条例》。《条例》明确了国家濒管办代表中国政府履行公约的职能，也进一步明确了核发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程序等管理规范内容，奠定了我们开展进出口管理和履约工作的法律基础。这次《条例》的正式颁布实施，是我国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和履约发展历程的重大里程碑。 一、 4年至今：“中方管理部门”开始的“探索” 根据我国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和履约的发展过程，我们将这段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至1981年——粗放管理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有限，野生动植物进出口量相对较小，主要以出口动物毛皮、中药材为主，辅以少量动物园动物交换。对动植物的进出口管理较为粗放，管理体系极不健全。 第二阶段：1981年至1993年——粗放管理、被动履约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逐步对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问题开始关注，但总体上对进出口管理和履行公约重视不够，参与《公约》的程度不深，履约工作极为被动。发生的重要事件主要有：1981年我国正式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3年、1987年，国务院连续发出了《关于严格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的通令》、《关于坚决制止乱捕滥猎和倒卖走私野生动物的紧急通知》，在没有国内法的情况下，正式向各级政府、全社会提出保护野生动物严格要求，这两份文件同时也明确了要由国家濒管办对出口野生动物进行核准，并发放进出口证明书；1989年《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虎骨犀牛角事件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1992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未获成功，当时有5个反应比较强烈的问题，其中就有3个问题是关于野生动物的（活熊取胆、虎骨、犀牛角）。199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虎骨犀牛角贸易的通知》。 第三阶段：1993年至2000年——加强管理、认真履约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进一步加强了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的管理工作和履约工作，开始扭转履约的被动局面，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国际社会开始从积极层面关注我国。但是管理工作的立法基础仍然很差。1994年，《公约》立法机构确定我国为履约立法二类国家；1995年，我国举办了2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控制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研讨会”，通过了“北京声明”；同年，中编办批准在原林业部成立了濒管中心并下设17个办事处，编制130人；1997年，《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同年，《刑法》修订，增加了“走私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罪”和“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的罪名；1998年，国家濒管办与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将海关监管的商品由5类增加到300多类；1999年，我国与《公约》秘书处联合在青海举办了“藏羚羊保护国际研讨会”。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理顺关系，夯实基础，向主动履约转化阶段 这一时期，是我国进出口管理和履约工作打牢基础，理顺关系，快速发展，进一步向主动履约方向转化的时期。2000年，中国首次当选为《公约》常委会副主席国和亚洲地区代表，同时，第一次在公约大会上提出了中国的决议草案并获得通过；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量刑标准；2002年，我国与《秘书处》联合在昆明举办了“淡水龟鳖类保护贸易国际研讨会”；2004年，中编办再次明确国家濒管办代表中国政府履行《公约》的职能，并在原17个办事处的基础上又增设5个办事处；同年，国务院确定了国家濒管办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地位及两项行政许可；2004年第十三届缔约国大会上，我国再次被世界各国推选为《公约》常委会副主席国和亚洲地区代表，这将使中国连续10年担任此职位，开创了公约30多年历史上的首例；2005年，国家林业局下发了“关于加强国家濒管办办事处建设与管理”的文件；2006年，《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 从1981年我国正式加入《公约》到今年进出口管理条例出台，这26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社会对野生动植物保护认识的不断加深，我国政府加大了履约工作的力度, 使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机构不断健全、管理更加规范、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我国在《公约》事务中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新的明显的变化： 野生动植物的进出口从第一、二阶段的以动物皮毛、中药材出口为主，伴随少量的动物园的动物交换，进口所占比例极小，到第三阶段的用于观赏（野生动物园、花卉等）、来料加工等的进口大量增加，种类大幅增加，进、出口量基本相当，向第四阶段的进口大于出口，植物贸易量大于动物贸易量，用于国内木材需求、生物医学原料等的植物进口比例大大增加的方向转变，我国的野生动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