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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能指与符号秩序《末代皇帝》权力结构与个人 这部电影告诉观众，“最后的皇帝”什么都不要知道。一个关于特殊人物的传记、传说、隐喻和神话的故事。这就是叙事——无论是文学的还是电影的叙事——的特点。叙事本文大于任何单一的批评框架或阐释代码,但批评家或阐释者也许只能满足于数量有限的阐释代码用于特定的叙事本文。 以上所言,无非是确立批评家或阐释者面对本文时的“合法”地位,而这种合法地位所保证的却是一种“非法”的活动,即批评对于无可穷尽的本文意义的不可避免的“窄化”。 这样地确定了本文作者的合法地位和权利之后,就可以开始我对影片《末代皇帝》的读解。熟悉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读者将会在我的读解中看到,拉康和福柯的理论是我对《末代皇帝》的分析和阐释的内在支柱。 顾名思义,《末代皇帝》当然是一个有关某末代皇帝的故事。这位皇帝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当权者”——爱新觉罗·溥仪。但“末代”的字面含义在这里尚不止于此。因为溥仪还有另一段“末代”经历。在清朝被推翻以后,他还做过短命的伪满洲国的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皇帝。 “皇帝”在传统中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字眼。因为它被规定为最高权力亦即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因此,只有皇帝才可以“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然而,在影片《末代皇帝》中,我们看到了与此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况:作为末代皇帝的溥仪并不是真正的绝对权力的拥有者,而仅仅是一个象征,或者,一个空洞的能指,而其意义则始终有待于以其作为象征或能指的既定权力结构和符号秩序(the symbolic order)为其赋予或填充。因此,在这里,即使是显赫如皇帝这样的个人与既定的权力结构和符号秩序的关系在本质上也是先定的、总体性的、压抑性的结构与被置入这一结构中的个别单元之间的关系。个人进入这样一个结构就是在一个既定的符号秩序和权力结构中获得预先为他设定的位置和身份。在这一结构或秩序之内,即使是“皇帝”充其量也只是一个相对于其它意义单元来定义的意义单元。他不可能拥有“想象”中的真正权力,尽管他主观上可能始终相信自己具有或力图获得这种虚幻的真正权力。他其实只能作为一个权力的能指而存在。这是一个终极能指(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符号秩序中,“皇帝”名义上拥有一切,统治一切,是上天在尘世的总代表,因此是这一结构和秩序的中心、起源、归宿),但是也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他实际上不具有任何“实在的”意义;他一无所能,一无所有)。在影片《末代皇帝》中,溥仪就处在这样一种仅仅作为一个终极而空洞的能指的地位之上。 在影片中,溥仪初进皇宫的一场戏以鲜明的对比方式表现了他第一次被投入一个既成权力结构的时刻。在这场戏中,皇宫中阴冷的形象、凝滞的气氛,乃至具有象征意味的老龟汤,都传达出一个既成权力结构的牢固性。与这种静态和气氛相对的是儿童溥仪的天真无邪、活泼好奇的目光和动作。这时年仅三岁的溥仪基本仍存在于拉康所谓的“想象领域”(the imaginary)之中,尚无力了解被投入一个权力结构之中并且成为最高权力者的意义。此时他喜欢蝈蝈远胜于喜欢帝位。但是,从他被放在皇位上的第一天起,权力结构对个人的询唤(intepellation)使之成为空洞能指的过程就开始了。他的头脑开始不断地被灌输一种绝对的权力意识:他经常被告知可以“为所欲为”(“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是一位大臣告诉他的话)。但实际上他所能为者早已被他所置身的权力结构严格限定。他甚至不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母亲,因为按照这个权力结构的构成方式,他作为终极能指是应该高于一切的。但这种虚假的绝对权力并没有使一个三岁的孩子感到快乐和幸福。他宁愿回归母亲之体而不愿享有父亲之名(君=绝对的、象征的父亲)。我们可以从一组精心设计的镜头中读出这种含义:当他被告诉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他立即在为他洗澡的侍臣们身上试验了他的权力,他用洗澡水泼侍臣的脸。但这种不会遇到反抗的绝对权力并没有使他高兴,他突然迈出浴盆,哭着跑向怯生生地等在外面的母亲。 但是,个人是注定要被投入到符号秩序和权力结构之中的。不进入这种秩序和结构之中就无法成为“主体”,而所谓“主体”不过就是对于这种秩序和结构的“臣服”(subject=to be subjected to)。溥仪的恋母情结根本无力抗拒这一秩序和结构对他进行的“主体化”过程,亦即,将他做成一个象征或一个能指的过程。他在一个绝对腐蚀与挖空个人存在的权力结构中成为皇帝,拥有一切,同时也成为乌有,丧失一切。历史在他身边演变,权力结构在以一种不为溥仪个人所知的(注意那句已经成为溥仪形象的组成部分的、不断被他重复的话:“我不明白”)、似乎超出一切个人控制的方式在更迭。辛亥革命以后,他那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或一个空洞能指的地位突然由于一场历史事变而明朗化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