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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对浙江外贸企业的影响 一、 811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的汇率市场化进程 （一） 影响因素的确定 811汇率改革后，由于汇率报价机制的逐步整合，人民币的美元汇率也结束了十多年的单一上升趋势，开启了一种新的双向趋势。图1显示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汇改前后的走势变化。 随着央行逐步退出常态化干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向基本面回归，除中美利差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影响外，其它影响因素也日趋多元和复杂。人民币兑美元由低波动区间进入高波动区间，在岸汇率与离岸汇率联动更强，对政策的敏感度也较汇改前有所提升。从中间价看，年度变化从2015年的4.57%（人民币贬值），波动扩大到2017年的-6.42%（人民币升值）、2018年的5.86%（人民币贬值）、2020年的-6.32%（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波动极差从2015年的3000点左右，到近两年的7000点左右，波段中升贬值幅度超过10%，周期也从汇改后2年半时间，加快节奏到1年左右，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中美贸易战冲击金融市场情绪和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全球经济的黑天鹅事件驱动下，人民币汇率市场快速大幅波动，对我国净利润率为个位数的外向型制造业及贸易类企业形成极大的市场风险冲击，汇率损失侵蚀了部分外贸企业的经营利润，上市公司财报中披露的汇率亏损数字触目惊心，中小企业面临经营收入大幅缩水、经营现金流吃紧、利润亏损等状况。 （二） 外汇远期衍生品市场份额交易 伴随着汇市波动率的上升，企业汇率避险的需求也在增加，人民币汇率衍生品市场也随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从交易量上看，2020年7月人民币汇率衍生品交易量达18233.9亿美元，较2015年7月汇改前增长102%，年化增长率为15%。从结构上来看，外汇即期交易量外汇衍生品交易量的比值已接近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1:2的国际衍生品市场格局。图2说明了外汇即期和衍生品交易量的增长情况。衍生品从市场参与者上看，截至2019年底，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共711家，市场呈快速扩容的趋势，同时参与主体也逐渐趋向多元化。图3及表1反映了银行间外汇会员的数量和分布情况。 综上所述，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波动风险加剧，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汇率走势越来越难以预判。这给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同时近年来外汇衍生品交易量迅速增长，品种逐渐丰富，市场逐步扩容也给企业提供了更多管理汇率风险的工具和方法。 二、 浙江外贸汇率风险管理与困难 （一） 汇率风险管理意识不强，能力较弱 外向型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底层逻辑需求是管理自身的资产负债表，通常包括资产端的经常项目下外汇汇款现金和应收账款，资本项目下对外投资和并购资产等；负债端的经常项目下对外购付汇和外汇应付款，资本项目下境外发债、利用外资和对外分红等。企业汇率管理的目标在资产端是收入保值锁住收益，在负债端是控制风险锁定成本，最终形成企业财务管理的风险中性结果。但目前大部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避险保值意识、风险中性原则和套保交易策略都存在较大问题，根据国家外管局副局长王春英于2021年1月22日发言可以了解到，2020年国内企业套保比例仅有17.1%，虽然同比上升了2.7个百分点，显示市场主体风险中性意识有所增强，但汇率风险裸奔的企业仍是大多数。 特别是在外向型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地区，主动套保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行业龙头大型企业，中小外贸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都非常薄弱，存在诸多非理性和非风险中性的问题和误区：比如民企老板“一言堂”决策，赌方向进行单边押注交易；未建立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制度或实践中未严格落实制度要求；视外汇衍生品为洪水猛兽，专业能力不够，不接受套保交易方案；在不利趋势下将外汇衍生品当救命稻草，主观忽视潜在风险，超额套保操作留下较大隐患；将套保交易作为投机交易看待，将套保工具价格和到期市场价格做比较，作为财务管理业绩考核依据；不愿承担套保交易成本，认为是当期财务损失，而选择成本低但风险更大的衍生工具或宁愿裸奔守株待兔等。 1. 疫情下企业中小汇率风险分析 民营企业A老板经营纺织外贸业务近10年，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结售汇市场关注度高，历史交易中有过结售汇交易大幅盈利战果，因此对人民币汇率市场判断特别自信，企业汇率交易都是老板直接给财务人员下指令实现，2020年初企业有1000万美元订单，汇率成本在6.96，当时因新冠疫情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导致强势美元和人民币快速贬值，使A企业老板认为人民币汇率会贬值到7.2上方，未对订单下美元头寸进行套保交易，但到下半年收汇到账后，该企业面临的即期汇率仅为6.79，汇率损失达-2.5%，企业老板主动与银行洽谈，希望能通过衍生工具弥补汇率损失，将结汇价格锁定在其成本价6.96，而随着汇率市场向A企业不利方向持续变化后，企业已经失去最佳套保机会，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