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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作家萨利赫作品中的文化镜像 塔域布萨利（tatybsalih，1929-2009）是现代苏联作家，被称为“苏联最杰出的文学人物”（mahjub，美国最高文学人物）和“阿拉伯世界上最高的小说家”。萨利赫著有长篇小说《宰因的婚礼》（1964）、《向北迁徙的季节》（1966）、《班德尔·沙赫—祖贝特》（1971）、《班德尔·沙赫—马尔尤德》（1977）及短篇小说集《瓦德·哈米德棕榈树》（1967）。其中《向北迁徙的季节》（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最具有影响力，爱德华·萨伊德将其视为“后殖民文学冲击西方经典文学样式的最佳范本”（Said 382），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也将该书评选为“20世纪最重要的阿拉伯小说之一”。 《向北迁徙的季节》（下文简称《季节》）以20世纪50年代的苏丹北方农村生活为背景，聚焦英国殖民主义及欧洲现代性对非洲乡土文化，尤其是苏丹人文化身份构建的影响，展示出苏丹人苦于文化杂糅，寻求身份认同的艰难历程。该书自出版以来，先后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引发了学界的热烈探讨。萨里·马克迪西从后殖民批评理论入手，探讨后现代语境下宗主国对殖民地由武力征服转为意识形态渗透的控制过程（Makdisi 804—20）；沙堤·内姆耐关注了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冲突（Neimneh 1—31）；麦克·维雷兹等人立足地缘政治，分析小说如何颠覆关于南北方的传统文学意象—绿色富饶的北方对抗干旱贫瘠的南方（Velez 190—203）；韦尔·哈桑、艾菲斯·奥德所·艾因德对小说中的英国女性和阿拉伯女性进行对比分析（Ayinde 99—117）。总之，国外学者对《季节》的研究较为系统、全面。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涉及了东西方文化、身份认同、空间叙事、女性主义等，但是内容相对浅显，多是对故事情节的解释或梳理。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巴巴的杂糅身份理论，讨论《季节》中的身份问题，考察新一代阿拉伯人民的自我认识，探究阿拉伯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可能的应对措施。 一、 后殖民时期的“文化杂预防” 在身份研究中，霍米·巴巴（Homi Bhabha）从产生殖民地人民“身份”的社会语境入手，提出具有“之外”（beyond）和“居间”（in-between）双重特性的空间概念。所谓“之外”，即开端与终结的交汇地—“差异与认同，过去与现在，内因与外因，包容与排斥”聚合，一切处于变化，却又相对静止，呈现出一种持续混沌的过渡状态（Bhabha 1）。殖民地人民处于历史与文化的断裂带，徘徊于过去和未来、此处与彼处这一“之外”的时空。《季节》中的许多人物身处“之外”，寻求身份认同，其中两位主人公—穆斯塔法和无名叙述者—最为典型。身为苏丹人，他们都在欧洲生活过，都徘徊于非洲和欧洲的传统与现实之间。他们不是纯粹的欧洲人，也称不上纯粹的非洲人，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两者都不完整，即巴巴所说的“少于一个，而又双重”（97）。他们同时置身于两个不同的时空，却不属于任何一边，总是身处“之外”。 身处“之外”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杂糅”（cultural hybridity）。“杂糅”现象常见于在不同的文化世界中辗转徘徊的人，迥异的语言和文化虽能开阔眼界，赋予人们不同的思维模式，但可能模糊身份边界，使人深陷身份危机。来自特定国家的人往往享有特定的风俗、语言、宗教等文化特征。因此，当他离开祖国前往他国，直面一套全新的文化体系时，长期建立的固有认知遭到冲击，容易身陷文化夹缝，处于巴巴所定义的“之外”空间。 《季节》呈现了西方欧洲文化与东方阿拉伯文化之间的紧张对峙，以及这种文化互动对种族纯洁性、文化和本土身份的影响。作为帝国教育的产物，穆斯塔法无疑是个“文化杂糅儿”，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早在开罗学习的时候，他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热爱巴赫的音乐，济慈的诗歌……了解马克·吐温其人其学”（Salih 25），戈登学院的同级生将他戏称为“黑皮肤的英国人”（Salih 46）。边界生活使穆斯塔法和叙述者置身于巴巴描绘的“‘非黑非白’的模糊世界”，饱受边缘化的痛苦折磨（Bhabha 131）。穆斯塔法希冀于穆赫辛所说的“自我批评立场”（self-critical stance），试图通过向叙述者坦白的形式，客观、超然地审视自身的欧洲经历，将历史的真相抽丝剥茧般逐渐显现；并借助“回溯”这一语言行为，为那些置身其中而无法获得自我认同的人寻找出路（Muhsin 201）。因此，小说描绘的便是后殖民时期“文化杂糅儿”追寻身份的斗争。 “文化杂糅”的现象常发生于迁徙途中。阿什克罗夫认为，后殖民文学总是涉及“自我与地域之间的有效识别机制”，身份认同离不开孕育它的地理环境、自然景观和民族特色，地域和身份的联系常常内化于后殖民文学之中（Ashcroft,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