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塔夫的游戏精神.docxVIP

福斯塔夫的游戏精神 正如金庸所说，“福斯塔夫的恶行是一个连接并形成一个有趣而畸形的形象，就像古代酒神的祭品……有趣、害羞、喜欢骑马、愚蠢、愚蠢、微笑、不正常。” 一、 游戏人生的态度 赫拉克利特首开西方游戏理论的先河,他眼中的世界好比一个沙滩上玩耍的孩子,不断地堆沙、推倒、再堆沙、再推倒,如此循环,堆起或推倒并无善恶之分,游戏中的快乐体验才是其魅力的源泉。后来,尼采借助赫拉克利特与狄奥尼索斯的观点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 :“世界是一个审美游戏,世界和生命没有被罪恶感和道德感所捆绑,世界在无穷无尽地生成和变幻,世界是一个力的积累和释放的轮回游戏。” 西方游戏理论从古希腊时期的关注快乐演变到近代以康德为代表的探讨自由,再发展到现代游戏理论对规则的强调,从中我们可以概括出游戏的两个基本特征 :自由精神和规则意识。这两个特征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没有自由的游戏只是供人消遣的苦役,而没有规则的游戏则会变成弱肉强食之丛林法则的延续。《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和王子就是游戏的两个不同参与者,一个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对待生活,一个以游戏手段谋划政治。前者沉溺于欲望而没有规则意识,甚至通过歪曲规则来谋取个人利益 ;后者处心积虑地赋予规则以权威,机巧之心过重,反而失去了自由精神。两种游戏都因为偏重一点而失去了游戏本色,成了恶的载体,双方通过互相映衬与揭底,将对方的恶映照出来。 游戏的乐趣在于放松身心,如果把游戏的随意性用于人际交往,则违背了人类同气相求的精神需求,游戏中的自由感顿时变为嘲讽、冷幽默甚至是纯粹破坏性的宣泄。福斯塔夫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参与生活,将权贵视为神圣的东西全都嘲讽一遍,以讥讽和不屑的姿态对待一切仪式性的人际交往。福斯塔夫无意彰显主体精神,游戏成了其人际交往的主要形式,他躲避宗教、道德、哲学等宏大叙事,遂使游戏超越了交往的实际意义而取得独立。然而,越界后的游戏精神并没有给人带来新体验,反而在人际交往中蜕变为单纯的技巧,成了丑角插科打诨的工具。 喜剧在模仿坏人之坏时有个限度,绝对不能模仿穷凶极恶之徒,而应取生活之丑作为对象来表现普遍的性格。喜剧调笑的对象多是矮子、瘸子、醋坛子,“由此诞生了两个最主要的永恒的笑的主题 :生理上的缺陷和感情上的不幸”。 虚无主义价值观冲击着传统理念,释放了人天性中的自由,却无法承载人生的意义和真理。我们对福斯塔夫的态度也悄然变化,从最初对其滑稽可笑行为的开怀大笑演变为对他改邪归正的期待。但是,他注定难以成为时代的英雄和主角,而只能在《温莎的风流娘们》中靠风流韵事来延续生存。其命运也说明,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任何游戏都要遵守相应的规则,因此人应当远离不负责任的任意妄为。福斯塔夫同道德剧中的vice具有互文性,宗教剧中坏蛋插科打诨的手段他用起来得心应手,且更具有别出心裁的喜剧手段,并主动将自己与vice比附,去掉伦理的束缚而使自己在各种条件下均能左右逢源。不同的是,福斯塔夫不是绝对的恶之实体,亦非魔鬼的帮手,其本身并不具备对抗伦理的主体性。他虽游离于善,却并未彻底堕入恶,他是现实世界的阴影,是人类不完美性格的集大成者。福斯诺夫游戏人生的态度是其喜剧性来源之一,而“喜剧的摹仿对象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福斯塔夫扮演了类似小丑的角色,制造出一系列闹剧,让不道德的行为通过巧妙的言辞对答而吸引观众。 王子出于政治策略而自导、自演了一出浪子回头的戏 :“我要学学太阳,它听凭带着瘴疠的乌云迷雾遮蔽了它的美丽,不让世人看见,正是为了在需要露出真面时好去冲破那仿佛缠死了它的乌云,让人瞠目结舌,大出意外……在我抛开种种放荡行为,偿还我从未许诺的债务时,我就会大大高出人们的期望。”(第一幕第二场) 二、 宏观方面:规范措施与正确的政治策略 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的形象塑造上出现了两难选择 :对贤明君主的赞歌与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批判 ;对政治体系的维护与对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揶揄。作者的矛盾心态依然由福斯塔夫之恶来传达。政客们往往用各种仪式为自己披上“神圣”的面纱,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而福斯塔夫却用滑稽的方式消解伦理,也解构了封建帝王的权术。在《亨利四世》中,哈尔苦心孤诣,假装浪子蒙蔽了包括老王在内的许多人,却在道德虚无主义者福斯塔夫的面前束手无策。福斯塔夫把生活当作游乐场,不受任何规则的束缚,追逐吃喝玩乐,尖酸刻薄地批评各种传统价值和“正义”格言。在他嬉皮笑脸调侃王子的同时,也显示出其本身虚无主义价值观的意义匮乏。双方都以游戏的方式来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福斯塔夫却用无原则的人生游戏解构了王子无温情的政治游戏的神圣性。 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说 :“所有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为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 在《亨利四世》中,王子高调参加流氓团伙,福斯塔夫一伙将他当作我行我素的护身符。坊间关于王子的流言不绝于耳,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