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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管理中的矛盾与化解 为了有效解决罪犯之间的各种矛盾，监狱将“枫桥经验”应用于犯罪的改造。这是基于国家法律法规、制度和政策的。利用犯罪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激发犯罪参与矛盾调解的积极性和主观性，引导和指导犯罪，缓解和解决矛盾，及时消除监督管理安全隐患的有效途径。所以，运用“枫桥经验”做好罪犯矛盾调解工作，是新时代监狱改造罪犯工作的需要。 一、 罪犯矛盾的类型和特点 （一） 罪犯矛盾的类型与时代特征 对罪犯而言，入监前的矛盾依然存在，入监后的矛盾又接踵而至。所以，与社会中的人相比，罪犯矛盾更危险、更复杂、更难把握、更需关注。从长期的罪犯改造工作实践来看，罪犯矛盾主要来自于监狱工作、其他罪犯、民警、家庭、社会、公检法机关等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 犯与政法机关的矛盾 矛盾主体主要指的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和受害人等单位和个人。如罪犯与政法机关的矛盾，一般是在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产生的；罪犯与社会的矛盾，如对婚姻、拆迁、行政处罚等产生的不满也是在入监前就已产生的，罪犯往往会将原因推向社会，最后导致仇恨社会，采取犯罪手段来报复社会。 2. 社会原因在管理方面存在矛盾 这类矛盾在现实工作中最普遍、最直接、最突出，主要集中于罪犯与监狱工作、其他罪犯、民警、家庭等方面。一是与其他罪犯的矛盾。这种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就会不断加深，在罪犯改造中或刑释前爆发，造成不同程度的监管事故，成为威胁监管安全的重要因素，矛盾也可能随着双方的出狱而带入社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二是与监狱民警的矛盾。在日常管理中，尽管民警是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去处理罪犯各种矛盾，但是，个别罪犯可能误会和曲解处理结果，从而仇恨民警，甚至语言威胁民警，向相关部门写诽谤检举信，造谣讹诈监狱，对民警个人和监狱都造成不良影响，对民警的正常执法产生阻碍作用。三是与监狱工作的矛盾。如刑罚执行工作中的矛盾，个别罪犯没有认真了解刑罚执行工作，不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盲目将自己的减刑幅度与他人比较，差距较大时，便记恨监狱，将原因归结于监狱的执法工作，进而写检举信、怂恿家属上访，给监狱造成不良影响。四是入监前就已存在的矛盾，入监后又有了新的变化。这类矛盾大部分与财产、债务、婚姻有关。如因罪犯妻子要求与其离婚产生矛盾，部分罪犯会因为家里有孩子需要抚养、生活贫困或者感情问题，在监狱消极改造、违规违纪甚至走上再犯罪的道路，给家庭带来二次伤害。 （二） 防范改造风险，促进罪犯改造质量 罪犯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也有非对抗性的。对抗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仇恨、对政法机关不满等，化解罪犯“仇恨”等对抗性矛盾是决定罪犯改造质量的关键，但又是监狱改造工作的难点，必须作为重中之重加以化解；非对抗性矛盾主要表现在罪犯之间的争吵、打架等方面，以及与家人和社会之间涉及婚姻、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民事和经济等方面，妥善处置这类矛盾，有助于稳定罪犯情绪，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 1. 行为必定会变换 监狱关押罪犯在于剥夺罪犯的自由权利，在这一特定环境的限定内，罪犯的心理扭曲，其行为必定会发生变化。罪犯一旦遇到生活困惑、不良言语等外界环境刺激，情绪宣泄手段极易演化为暴力事件，特别是暴力犯、重刑犯，其恶习较深、性格偏激、遇事不冷静，矛盾极易升级为狱内行凶、脱逃等恶性事件，严重威胁着正常的监管秩序。 2. 多数罪犯不认罪，也不适宜判决 据调查，罪犯不认罪不服判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有的情况是因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适用法律的尺度掌握上出现差异；还有一部分罪犯既不认罪，也不服判决，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罪，比自己事大的人多的是，自己根本不该被判刑，所以，很容易为琐事与民警顶撞，与其他罪犯争执，甚至大打出手。因此，民警在处置罪犯矛盾时必须谨慎，防止他们已经淤积的“仇恨”不但没有化解反而进一步加剧。 3. 长期造成心理压力，造成患者心 罪犯矛盾有些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化解，但有些则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解决。当罪犯无法自我化解矛盾，而外界又未能给予帮助的时候，长期积压在心头的矛盾很有可能激化，还会进一步导致心理、行为的失常，偏离正常改造轨道。因此，罪犯的矛盾调解是监狱主动实施，罪犯自觉参与，两者共同作用于罪犯认知、行为、心理的改善过程，没有罪犯主动参与，任何改造活动都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二、 调解控制的含义 人民调解是由民间自治组织、义务调解员主持，通过协商、沟通等方法，由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罪犯矛盾调解的基本方法是调解控制，强调“事中”的调解控制，即在民警主导下，通过教育、疏导、控制等多种手段对罪犯中的矛盾加以调解和处置，这与人民调解有些不同。我们需要借鉴人民调解经验，结合监狱特点，探索应对罪犯矛盾的规律和方法。因此，应发挥“枫桥经验”的积极作用，按照“调解走在激化前，管理贯穿全过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