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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存废之争 在专利保护模式上，中国采用行政处理和司法诉讼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向体系”。伴随着专利法的数次修改, 围绕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存与废的争论从未中断。在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的过程中, 这一问题再次回归公众视野, 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支持保留者不乏其人, 认为行政处理的优势明显, 对于专利权保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保留论的价值 专利行政执法旨在强化专利行政保护, 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理两个层面。前者主要针对日常专利事务, 如授权、确权、强制许可、查处等。后者是指专利行政管理部门依据专利法等授权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行为。专利纠纷行政处理与专利侵权司法诉讼共同构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专利权保护“双轨制”模式。在我国专利保护立法伊始, 鉴于司法资源有限以及市场尚未成熟, 专利侵权纠纷的解决需要行政力量的介入甚至作为兜底机制, 以此促进专利权的勃兴。因此,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必要论”占据了专利法理论的核心地位, 也落实为成型的法律制度。 通说认为, 行政处理相较于司法诉讼而言, 其优势体现在成本低、效率高、专业性强等方面。具体而言, 第一, 成本低廉。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棚濑孝雄教授所提出的, 基于付出代价过高的考虑, 人们大多会“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 笔者认为, 无论是“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保留论”的理论主张, 还是专利行政执法实践的蓬勃发展, 仅能证明行政执法在专利侵权领域具备存在的现实性, 并不能证明其合理性、必要性和有效性。专利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分支, 虽然具有促进创新、保障公益等公共政策的目标, 但其本质属性仍然是一种私权, 这种定位同样体现在《TRIPS协定》的序言部分。私权领域虽然不必然排斥行政权的干预, 但是公权干预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必须得到充分评估。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直接体现在近年来专利权保护的立法过程中, 2015年4月公布的《专利法修改草案 (征求意见稿) 》, 针对原有行政处理方式不足、保护乏力等问题, “试图给予一种更强更宽的保护以回应现实的需求” 二、 司法诉讼的特点 如前文所述, 梳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必要论”的观点可以发现, 其主要论据集中于行政处理相较于司法诉讼在成本、效率、专业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但是, 进一步的分析揭示, 无论从行政执法的成本支出、行政处理的实际效率, 还是域外专利保护的立法经验等方面加以考量, 行政处理的优势未必真正存在, 更无法得出支撑专利行政处理制度存续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结论。 (一) 申请行政裁决的成本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保留论”所主张的观点中, 行政处理相较于司法诉讼成本更低廉是首要优势, 这种观点实际上混淆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界限。客观地说, 行政处理机制中个人成本确实有所降低, 根据《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10~12条的规定, 专利权人在申请行政裁决时, 前期举证责任相对较低, 且赋予其申请行政机关查证的请求权。个别地方为了强化专利市场的保护, 进一步简化了专利权人的程序负担, 甚至免除其费用。但是, 上述举证责任、程序负担、申请费用均属于个人成本, “保留论”的学者们并未充分考量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过程中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这种社会成本主要体现在制度运行成本、基层执法成本、滥用权利等多个方面, 远远超过个人成本。 第一, 就制度运行成本而言, 行政处理需要机构设立、人员配置、平台建设、福利保障等, 均需要消耗大量财力。由于行政处理行为大多是单方行政行为, 执法费用主要由行政机关承担。部分学者认为, 这种权力化执法往往是不经济的。 (二) 专利管理机关作为提起诉讼的主体 相较于司法具有终局性, 专利侵权纠纷虽然在行政机关内部处理程序的周期短, 但往往出现行政处理决定作出后再次进入司法程序的“旋转门”现象, 即当事人一方不服, 以专利管理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或者认定侵权成立但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调解的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此外, 持“行政处理保留论”的学者们通过历年专利行政部门处理案件量的逐年上升, 认为行政保护绩效显著。 (三)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体制的缺陷 不可否认,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保留论”主张的“专业性优势说”具有一定合理根据。我国作出行政处理和司法裁判双轨制的制度安排, 很大程度上源于, 行政机关在技术层面的专业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法院单一的合法性审查带来的弊端。但是, 专利行政机关相较于法院的专业优势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因为, 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体系尚处于起步和萌芽阶段, 无论是法院设置、人员配置, 还是法官素质, 均无法满足全面审理专利侵权案件的需要。正如部分学者所指出的, 行政处理与司法保护平行的双轨制“既是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