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增设私分公司企业资产罪.docxVIP

一、私分国有财产罪在实践中的缺陷 为了确实加强对国有财产的保护,截止日趋严重的私分国有财产的犯法行为,修订后的 1997年刑法在第396条特意增设了私分国有财产罪。这一规定在今后的实践中为防备国有财产流失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系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该条文的一些缺点渐渐展现。不论是在法理上仍是在实践操作中都出现了分歧和争议。鉴于本文议论要旨的需要，在此只阐述本罪在实践中的操作缺陷。 按照法律的规定，私分国有财产罪的犯法对象必须是完全意义上的国有财产，而除此之 外的任何性质的财产都不属于本条文的保护对象。这充分体现了刑法对国有财产重点保护的 意愿，在特准时期也拥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样不同性质所有制形式 的资本开始出现归并、整合。大量的非公有制资本进入到国有资本之中，使得原来的资本性 质公私分明的体系被打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显然是利于资本集中，刺激生产 效率的，但是在刑法调整范围内，这种整合方式则产生了一系列不利结果，在私分国有财产 种类的犯法中尤甚。 笔者前段时间经办了一同案件，该案的涉案主体是由三家全民所有制公司和一家集体所 有制公司合资组成的股份制公司，这家公司的几名负责人经过研究后决定将本单位的一部分 财产以福利的方式发放给员工，数额巨大。但是，就是因为这几家公司的财产并非纯国有资 产——虽然股东之一的集体公司出资比率只占总数的1.7%，而使得我们不能按照私分国有 财产罪追查其刑事责任；也使得大量国有财产流失而无法追回。笔者所述的例子只是冰山一 角，当下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利用法律的这一破绽大举侵吞国有财产，而刑法在这种行为眼前 表现的只有难堪和无奈。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原因在于97刑法没有对公司、公司财产予以 同样重视和保护。所以，为了平衡刑法体系的内在构造，有力地打击犯法，不致出现犯法黑 数，应当在刑法中同时规定私分公司、公司财产罪。 二、建立私分公司、公司财产罪的法理依据 我国宪法对于公司、公司经济地位的规定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由最开始对非公有制 经济的排挤到1982年宪法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的地位， 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 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推行引导、监察和管理。此时非 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有所上涨，在宪法中的地位获得稳固。但由于97年刑法修订在前，没有 实时予以同步调整，致使刑法直至当前仍旧是对国有财产赐予偏重保护，而对非国有财产的关注不够。今后，2004年宪法修正案又进一步规定国家保护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加大了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宪法中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变化的规定能够看出，我国非公有制 经济的宪法地位在不断提升，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也在不断加强，我国的法治现代化进度正在稳步推进。 从法律的效力等级上看， 作为部门法的刑法，无疑也应当根据宪法做出相应的改正， 加 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力度， 真实落实其应有地位。而从刑法作为法益保护器的作用上看， 刑法应当对国有财产和非国有财产予以同样保护， 进而保障经济体系的有序竞争。 因为非国 有制公司取得与国有公司在刑法中的同样地位， 既是刑法同样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刑法与其 他部门法相衔接之需要。[1]而从我国刑法的既定规定来看，也应当对私分公司、公司财产 的行为予以评论。其原因在于，我国刑法针对不同身份的自然人实施的性质相同或许相像的 犯法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定为贪污罪， 而 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相同行为的则定职务侵占罪。 再比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 款的组成挪用公款罪，而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司、 公司的人员挪用本单位资本的则组成挪用 资本罪。从这些规定能够看出， 我国刑法的时代烙印特别显然——它反应出刑法拟订之时是 依据犯法主体或许资本性质属于国有或非国有的界线来确定不同的罪名和刑罚。 据此笔者认 为，独自规定私分国有财产罪而没有规定私分公司、 公司财产罪是一种立法疏漏， 是刑法过 于重视保护国有财产的体现。 三、私分公司、公司财产罪的实践可行性 如笔者前所述及的实例中所提到的那样，只需一个公司中的财产有非国有财产的成分就 不能按照私分国有财产罪来定罪，因为这样做显然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而如果对这种情况 不予处分则又有违公正正义原则，而且不利于公司的正常发展，更会造成国有财产的严重流 失。实践中有一种建议认为能够按照国有财产和非国有财产的出资比率来确定私分的数额， 并据此认定犯法，笔者认为这样做并不妥当。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公司中国有财产的比重占 到90%，那么如果公司的负责人经研究决定私分给员工100万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