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对权利与制度的研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docxVIP

? ? 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对权利与制度的研究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 ? 王甄玺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自霍布斯以来，权利与制度关系问题成为了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权利沿着“自然法”转为“自然权利”，在“自然”地位贬值以后，就变成了“人的权利”，制度由追求“善的社会”转向为保障私有制的共同体。西方关于权利与制度的研究高潮当属启蒙政治哲学，并形成了认识论哲学流派与道德哲学流派，但二者均无法恰当地处理权利与制度的关系，唯有马克思在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恰当地解决了权利与制度的关系，即唯有在“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中，正义、自由、民主等权利才能彻底实现。“权利——制度”是一对政治哲学范畴，将二者联系起来才能准确理解权利与制度关系。 一、以理性为主导的哲学流派对“权利与制度”的解答 如果说启蒙运动是一道分水岭，那么，启蒙运动前哲学家的工作是致力于追求如何使城邦制度迈入“哲人王”式的美德，启蒙运动后理论家的工作则转向了如何构建“好的政制”以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可以最为完整实现。在此，权利与制度关系研究成为了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权利不再“失语”而是成为表达每个个体的政治力量，制度则成为保障共同体稳定运行和个体利益守护“看得见的手”。可以说，启蒙哲学揭开了作为主体性的人通过自身理性追求权利、探索制度的帷幕。 （一） 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派对权利与制度的探讨 霍布斯与洛克的国家制度学说以“自然权利”为切点并奉“自然法”为圭臬，开始探究文明社会以前的权利与制度。霍布斯认为，希腊——罗马哲学所谓的“最终目的”和“至善”根本不存在，在自然状态下，除了保护自我的自然法之外再无其他，更遑论社会制度、法律，因而“战争状态”时常发生，自然法这项神圣“制度”在自然状态中不具有约束力，仅可指引愿意寻求和平的人通向和平。为了保证自己不在斗争中与他人同归于尽，需按照理性的要求以制定并恪守“自然法”，那么如何使自然法变得实际且可操作？霍布斯认为，唯有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利维坦）才能使得自然法具有合法性，强有力的政府的建立需要人民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以获得社会的稳定和平。 与霍布斯“人性恶”加“自保”式的理论路径不同，洛克虽将权利与制度研究溯源至自然状态，但认为在文明社会、法律出现之前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1]5因而人对同类具有同情心和爱，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是“天赋的”，不可让渡与剥夺。但自然状态并非“极乐世界”，对人类自然权利的监督和保障的缺乏，使人不得不离开自然状态，为了更和谐稳定的生活就需要通过契约方式进入公民社会：成立政府和建立相关制度。国家的创立和制度的设定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所有权，[1]77在 《政府论》 中，洛克在权利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范畴中也设定了制度的边界，即“制度”不能逾越保护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限度，手段上更不能遮蔽人民让渡给“制度”的自然权力范围，任何社会制度的出现都不应该对理性状态下人所具有的自由、平等和生命财产权利进行损害，人在理性的指导下有权利也有能力去选择更适合的制度形式，以保证其每个个体的权利得以实现，指向了人的所有权之重要性与合法性。 （二） 孟德斯鸠以“法”的视角对“权利——制度”的考察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区别于霍布斯、洛克式的自然权利学说，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既非霍布斯式的“丛林法则”，也非洛克式“自然理性”。在自然状态下每个独立的个体软弱且胆小，因而不存在“战争状态”。所谓的“战争状态”是进入公民社会后的事情。当人类进入公民社会，出现了人与人以及国家与国家的双重“战争状态”，因此需要人类运用理性制定法律制度以保障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权利。法律的制定和相应社会制度的建立，使得人们结束“战争状态”并获得生命、财产、自由等权利。 “法律，……就是人类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用于个别的情况”[2]6，孟德斯鸠沿着“法”的视角以理性法则进一步拓宽自然法范畴：“和平的愿望、基本的需求、异性的互慕和人类的社会性”乃自然法四原则，而人的理性是自然法存在的基本条件。在回应“权利——制度”范畴问题中孟德斯鸠认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2]1，权利不仅囊括生命、财产安全，也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2]154不合理的制度是国家机关的无理干涉，一个好的制度则是能够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按自己已获得的权利行事而非压制。孟德斯鸠对制度的构建更偏向对公共权力及权利的制衡，认为自然权利学派理论并非受古典政治哲学“美德”或者“至善”的伦理道德驱动，而是警惕于“恶”的社会恐惧，防范于个体各式欲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