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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代理父母地位说的兴衰与反思 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代理父母身份论”一直是大学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主要理论。在此原则的指导之下,法庭尊重高校的“自由裁量权”,对高校内部的学术事务不加干涉,学生的权利长期受到漠视。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发生了改变,学生权利符合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学生运动的兴起也迫使美国高校开始正视学生权利。同时,法庭在处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时废止“代理父母地位说”进一步巩固了学生权利的合法性,美国完备的司法体系更是保障学生获得权利的重要条件。文章试图以标志“代理父母地位说”消亡的两起典型案件为例,分析美国公立大学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基础,以此希望对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合法化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 学自治传统的溯源 “代理父母地位说”(In Loco Parentis)源自拉丁文,为法律术语,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对此的释义为“代理父母的地位,作为对儿童暂时监护人或看管人,可以行使全部或部分父母的权力” 大学自治是现代大学自中世纪承袭而来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得益于自治传统而来的自由裁量权为大学拥有“代理父母地位说”提供了法理依据。大学自治的传统直接来源于中世纪的行会自治。大学(University)一词由抽象的古拉丁词汇“Universitas”演变而来,在中世纪此词的基本含义就是行会或是公会,中世纪法学家用“Universitas”这个术语指称各种类型的社团和法人(行会、商会、兄弟会等) 凭借世俗政权及教会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和行会自治传统,美国大学一直沿用自由裁量权来裁决大学师生所触犯的案件,世俗法庭通常在尊重大学自治权的前提下不插手校内管理事务。1913年在美国肯塔基州的戈特诉伯里亚学院(Gott v.Berea College)一案,法院做出的判决时常被当作法庭对“代理父母地位说”最清晰的表述 二、 司法审查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程序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时值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游行示威高峰时期,学生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学生权利意识逐渐苏醒。独断专行的高校学生管理程序受到了学生激烈抵抗,大学与学生之间屡屡爆发摩擦和冲突,开除学生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在此背景下,法庭不再因循守旧,逐渐介入高校与学生的管理当中。文章通过对以下两个典型案例分析,具体阐述“代理父母地位说”消亡的过程。 (一) 当前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法律适用机制的—狄克逊诉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案 1960年,狄克逊案(St.John Dixon et al.,v Alabam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et al.)发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由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做出最后的判决。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位于阿拉巴马州蒙大拿市,是一所专为黑人学生设立的学院。6名学生因为参与游行示威活动而被学校开除。基于学校不公正的做法,6名被开除的学生将母校告上蒙大拿的地区法院。案件最初在蒙大拿地区法院审理,法院支持学校的裁决,判处学生败诉。6名学生不服,上诉至第五巡回法院。第五巡回法院对案件的审理主要围绕学生惩戒前的正式通知、听证和申诉的机会,也即是否符合正当法律程序而展开。法官认为所有的证据都清楚地表明开除学生时缺乏充分的通知和适当的听证,但是否学生有这方面的权利还有待商榷。 经过缜密的研究,巡回法院做出了不同于地区法院的判决。巡回法院法官认为,在询问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校长学生惩戒的步骤时,校长回答说:“我们通常会与学生进行会谈,通知他将被退学,我们还将指出他被退学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学习问题,如学习不好或是其他的行为不当” 但被告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董事会认为在学校的规章之下,原告6名学生实际上放弃了被开除前的通知和听证的权利。学校认为“进入任何一所学院就读,是基于学生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双向决定,进入一所学校是自愿的,就像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因为私人原因而从一所学院退学一样,学院也可以在任何时间因为监管和服务的原因,因学生与学校的情况变得令人不适且难堪时开除学生”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无论对于人的培养还是对于学生职业前景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被开除的学生意味着很难再被别的大学所接纳,6名原告学生的人生也可能因此改变。学校这种独断专横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法庭认为即使换做政府去做此事,其权力也不是没有限度的。因此,最后法庭对本案进行陈词时提到:“……我们感觉,如果有关行为不当的案件都能尊崇公平行事的基本原则,那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将得以实现” (二) 戈德堡、克莱因、作为加州大学的案 1967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戈德堡诉加州大学董事案(Goldberge v.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终结了“代理父母地位说”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原告亚瑟·L·戈德堡等4人于1965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