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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发展转型研究 近年来，尽管对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很多，但对社会组织发展和转型的研究很少。在我国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社会组织的数量井喷式增长，但数量增长本身却不能带来质量提升。近年来，社会组织因违法违规而被处罚曝光的事件多发，反映出这种数量增长带有一定程度的泡沫。如何挤掉“泡沫”，提炼出社会组织所应当具有的本源性“干货”？这是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却易被忽视的问题。 社会组织发展的质量缺失 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近年迅速增加。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6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6.3万个，基金会7027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4.3万个。而在2013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尚为54.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8.9万个，基金会354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5.5万个。五年时间，我国社会组织总量增加近50%，增加迅速显而易见。 社会组织数量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探索的成效，另一方面也是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和鼓励的结果。自2012年以来全国各地加大社会组织改革探索力度后，社会组织数量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同时，我国从2012年开始逐步投入资金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在全国普遍开展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试点和探索。 数量增长无疑是可喜的，但社会组织质量的提升是更加重要的课题。2018年以来，我国对社会组织强化监管，当年1月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第一个被撤销登记的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至年末，共有1724个社会组织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监管成效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组织发展的质量缺失。 社会组织应当是公共权力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中间角色。面向民间，社会组织的质量应当体现在其动员民间力量参与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公共事业的能力，体现于社会组织在民间的影响力和公信力；面向政府，社会组织的质量则应体现于其联系和代表群众、回应公共政策、参与公共治理、协调社会关系的能力。社会组织公信力是其在民间、在公众中影响力和动员能力的根本来源。但在近年，社会组织、慈善机构以慈善、公益之名牟利，乃至欺诈的事件，并因此遭到行政和司法处罚的事件屡现不鲜。相应的，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治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并使之被纳入公共政策过程方面，也缺少必要的渠道和能力。 社会组织发展的质量缺失，首先是行政化问题。我国大部分社会组织都具有官方背景，或者直接隶属政府部门管理。依附于政府的社会组织也有其公共价值，但这种价值是公权力的职能延伸，它们可以是政府为政施策，推进各项事业的重要角色，但不是人民群众自发、自组织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代表、动员民间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职能；其次是对社会组织的监管问题。社会组织需要的监管不仅是指向合法合规的底线监管，更重要的是基于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来自公权力的监管，只能针对违法违规的情况，但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和行动力更多是来自其公信力，这种公信力必须来自社会和公众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只能基于公开和透明的社会监督。 社会组织的转型 1.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现状 社会组织有数量而无质量的首要原因在于这些社会组织具有很强的政府依附性，那么提高社会组织质量的最直接办法就是减小这种依附性，也就是通过向社会放权来减小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控性。 政府简政放权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即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市场放权，和政府向社会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作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的重要方面，已经有了明显的动作。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是国务院在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取消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过去在我国成立社会组织需要先后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批准，也就是说，社会组织不仅要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即登记管理机关），还要挂靠一个行政机构（即业务主管单位），从而加重了社会组织的政府依附性。因此，减轻社会组织的政府依附性，就需要改变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取消对行政机构的这种无谓“挂靠”。 横向比较，发达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相对简易。比如美国，成立社会组织不需要登记；当社会组织有创建法人组织的需求，可以进行法人登记备案；当组织募集捐赠、想获得免税地位时，可以经由州政府的公共慈善部门审核后，向联邦税务局提出相应申请，如果获得批准才可享有该免税地位。而德国社会组织，成立注册到警署办理程序性手续，登记手续比较简单，基本的条件是：人数7人以上、不违反宪法、有章程、明确解散后财产的归属，达到这些条件，即可获得法律登记。 取消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是大势所趋。2013年，我国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大主要领域取消主管单位，而这四大类社会组织约占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的三分之二。这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一大重要探索，极大促进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地方上也有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