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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词中的中和之美 苏轼（1037-1101）子湛、东坡居民。他一生经历坎坷, 生平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036-1069是他读书、应举、初入仕途的时期;1069-1085是他请求外调, 历任四洲、乌台诗案、贬谪黄州的时期;1085-1093是他两次召还及复连外放的时期;1093-1101是他远谪惠、儋州的时期。这样的生活经历和由此形成的思想以及审美意识, 对他的创作和词作中的美学品格都有深远的影响。 《水调歌头》一词写于宋神宗熙宁九年 (1076) , 当时苏轼任密州太守, 其弟在济南为官, 两人分离数年, 中秋节时他举酒对月, 写下了这首千古传唱、脍炙人口的佳作: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转朱阁, 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定风波》写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贬黄州时期, 其词云: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两首词都体现了一种淡然与超旷的“中和”美。 “中和”即“贵和谐, 尚中道”,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之一, 是儒、释、道等思想渗透融合的产物。它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审美形态的发展过程中, 对古今中国美学和文艺思想以及创作鉴赏等文艺活动, 都产生过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已日臻成熟, 由唐至宋的文化衰变十分清楚地显露出中国文化的特点:走向内心”, 《水调歌头》和《定风波》都是他贬谪时期的作品。苏轼数次遭贬谪, 尤其在北宋党争风波中曾一年之内三升迁, 曾一日之内三贬黜。他在晚年自嘲:“问汝平生事业, 黄州惠州儋州”。这样的人生经历与体验, 使他对儒、释、道三者领会颇深。他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 尤其在他人生的中晚期, 生活的磨难, 仕途的坎坷, 阅历的丰富, 学识的渊博, 深刻的人生体验, 使他不仅恪守儒家执着现实的一面, 而且也吸收道家通脱旷达的一面, 同时又并蓄佛家感悟人生、追求心灵超脱的一面, 从而形成其思想和创作上的独特的“这一个” (恩格斯语) ——执着人生, 沉着, 旷达, 乐观;由此也构成了他的创作心境——虚静, 空灵, 超旷。这样的思想境界与“中和”审美境界不谋而合, 这样的创作心境也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追求之一的“中和”美是相融通的。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水调歌头》和《定风波》两词的创作中。 李景新先生指出:“苏轼晚年在诗学上极力追求一种平淡简远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要求在创作上完全处于自然状态, 其结果便是审美上的平淡, 但同时他认为平淡不能淡如白水, 而要淡中有味, 淡而且远。” “中和”美也体现在苏轼词情感的抒发上。《水调歌头》中作者对天上的情境作了很多的遐想:“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转朱阁, 低绮户, 照无眠”, 而最终归结为“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情感由复杂走向宁静与恬淡, 走向中和。“中和”之美在情感上就是要求感情的适中、适度, 如朱立元先生主编《美学》所述:“中和要求对于感情要有所节制, 也就是说要求从根本上自觉把握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 使得他们能起到表达和宣泄的作用, 又不为情感所驱使, 甚至造成情感的失控、泛滥, 从而使人达到一种宁静、舒畅的愉悦。” 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大抵欲造平淡, 当自绚丽中来, 落其华芳, 然后可造平淡之境” 两首词词境中也体现了“中和”美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源于道家, 是道家“中和”思想的相融入。《定风波》中“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是饱含哲理的点睛之笔, 是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瞬间获得的顿悟。自然界的雨晴是寻常的事, 人生中的风云变幻、荣辱得失也是一样。“这首词令人玩味不尽, 正在于东坡在经历人生剧烈动荡后的那份坦然和宁静, 是一种化解了许多人生失意, 存在困窘之后的澄明与敞亮。一种令芸芸众生难以企及的人性、智性、心性境界。” 其实, 苏轼的很多词中都有“中和”美的体现, 本文不再赘述。苏轼的词中所体现的“中和”美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他的词的内涵和词的审美价值。 首先, 中国人在人生实践和审美活动中, 都以节制、和谐为理想状态, 自觉避免出现一些过度、过激的情感和表达方式, 这也是“中和”美最根本的特征。而且, “中和作为美, 它在审美活动中形成并积淀下来, 成为一种美学理想之后, 渗透在人的精神中。”“人们普遍怀着一种欢喜、愉悦的心情, 自觉、主动地在人生实践和审美活动中创造和寻求中和之美。” 其次, “中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