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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中的柏拉图 今天复杂的政治形势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政治。在你此时，你需要回到“政治”的开始。柏拉图对西方文明的奠基性影响以及《理想国》在柏拉图思想 (尤其是政治思想) 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理想国》的希腊文原题是“Πολιτεíα” (Politeia) , 研究的是“城邦事务”, 也就是原初意义上的“政治”, 而《理想国》的副标题则是“论正义”。政治与正义在柏拉图那里已经确立了天然联系, 这也奠定了正义这一概念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如此, 对柏拉图及其正义观的理解一直争论不休。罗德之认为, 柏拉图已在其“第七封信”中言明, 他严肃对待的主题并不见于文字。在此意义上, 对于“正义”这个严肃主题, 柏拉图并未提供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正义理论”。哲学并不是由定义、实证、教条构成, “正确的哲学是灵魂中的某种东西, 它能帮助我们发现在每一个具体情形下正义需要什么” 一、 内在联系研究 “正义”之所以成为柏拉图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政治与正义本身具有内在联系;另一方面, 古希腊的多种政治制度与道德习俗 (空间多样性) 、雅典的一系列变革 (时间多变性) , 都引发了思想家对习俗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 从而催生了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 特别是对正义的探索。 (一) 城邦时代的正义与自然和理性的关系 “正义”一词的出现时间很早, 其希腊文“δικη” (Dike) 原指宙斯与秩序女神忒弥斯的女儿。她主管对人间善恶的审判:“凡人的守护神监视着人间的审判和邪恶行为。其中有正义女神———宙斯的女儿, 她和奥林波斯诸神一起受到人们的敬畏。” 进入城邦时代, 正义与自然和理性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有了形而上学意味。在米利都学派那里, “正义”与万物的本源有直接联系。阿那克西曼德将一切存在者的本源命名为“阿派朗” (απειρον, apeiron) 。它是万物在必然性中产生的原因与毁灭的终点, 万物“按照时间的程序, 为其不正义受到惩罚并且相互补偿” (二) 自然与习俗:“法律、习俗”之辩 随着城邦的发展, 自然与习俗的对立愈发凸显, 正义观念也发生转变。在使古希腊哲学从宇宙转向人世的苏格拉底那里, 这种冲突达到高潮。习俗主义认为, 人类政治社会都是“不自然的”, 一切法律、习俗都是与自然相对的人为约定, 各个城邦的“正义”都不尽相同。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虽然习俗中包含不公正, 是人为“意见”, 但仍可通过不懈探索从不同习俗中发现基于理性的、永恒不变的自然原则, 即作为正义基础的“自然正当”或“自然法”, 这正是施特劳斯所理解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与这种理解相应, “政治学的核心任务, 就在于探索什么是正义、如何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实现正义” 归结起来, 自然与习俗之辩的关键就在于:正义是与城邦性自然相统一的人类生活准则, 还是与非城邦性自然相对立的人为约定;是将作为共同体的城邦在本质上视为善的还是非善的。从前者出发, 正义就是普遍性的正当、正确;从后者出发, 法律、习俗的正义只是与是非善恶无关的人为妥协。事实上, 在定义“自然”时, 在确定生活理想时, 习俗主义与自然正当论已经形成了无法弥合的鸿沟。 二、 大强度凸显,拉出更多的古希腊人 关于《理想国》的戏剧因素有许多出色研究, 其核心结论在于:在当时的雅典, 正义问题已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极大强度凸显, 成为摆在每一个雅典人尤其是思想家面前的紧迫问题。在这中间, 充满权力野心与荣誉之爱, 同时英勇善战而信奉快乐主义, 并且对正义的承诺非常模糊的格劳孔是典型代表, 体现了雅典的时代特征:烈火烹油下道德的沦丧, 鲜花着锦中扩张主义的贪婪与盲目自信, 自我反思能力严重退化, 其终极表现就是“强权即正义”的习俗主义观点。 (一) 法律正义就是至善与恶的折采用的是背景 《理想国》开篇就是苏格拉底与三种习俗主义观点的交锋。从克法洛斯朴素的实话实说、欠债还钱, 到其子玻勒马霍斯有所修正的助友损敌、正义作为技艺、助友而不伤人, 再到色拉叙马霍斯赤裸裸的强者利益、不正义比正义有益, 实际上都是“强权即正义”的观点及其衍生形式, 都把外在能力与正义本质联系起来。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使雅典败坏的观点。其中最极端的当然是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 即所谓正义乃是强者的利益, 源于强大统治阶层的人为规定。正如“高尔吉亚篇”中卡利克勒斯将法律正义视为弱者的自我保护, 不论是为强者所用, 还是为弱者所依, 正义对他们而言都只是人发明的工具。 苏格拉底在辩论中凸显了这些观点中不自洽的地方, 但为了将其放大并未直接驳斥, 而是以混乱不清的辩论引出格劳孔的追问及其对最终结论的要求。此后, 格劳孔表达了习俗主义中相对温和的“社会契约论”:正义是至善与至恶的折衷;它被接受不在于本身就是善的,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