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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的大帝国兴衰与历史书写 汉书记载了从东汉末到王茂新王朝末年的全面、系统和详细历史。这是一本完整、详细、典型的帝国变迁和解体史，中间插入了历史的曲折和复杂帝国的兴衰过程。不仅如此,对它的深切解读还披露它的至关紧要的诸基本维度,其中特别包括:儒家信条作为西汉中晚期官方意识形态的蜕化和扭曲,连同其政治文化恶变作用;全面的腐败问题,即君主腐败、宫廷腐败、官僚机器腐败以及社会腐败;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汉帝国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史,其中的根本是权力与财富的互动;汉帝国的法律和司法状况与其演变史,展示法律和司法状况与社会善治或恶治的重大联系;优秀的国务重臣和地方“循吏”,这在很大意义上可作为所有时代的一个相关标准;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它们就西汉帝国而言主要是帝国对外部强蛮和异族附庸的政策和战略,它们特别涉及帝国的边防、扩张、对外征伐、战略后勤、外交和宗主权行使,还有与它们相关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文化。所有这些都富含庶可“垂诸永远”的经验和教训。 一 《汉书》的“政治/战略”解读 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经典,即成于公元88年至公元105年东汉和帝时期的《汉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和最凝聚的史著之一。它伟大,至少在于它以系统的多篇“纪”、“传”和“志”,在近两个世纪以后决定性地巩固了司马迁《史记》开创的纪传体撰史方式(“本纪”、“世家”、“列传”和习俗/制度/政策史性质的非常重要的“书”)。它的凝聚,指的是它不似《史记》那般纵贯数千年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即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1年武帝太初年间“至雍获白麟”),或者用笔者在《史记》之政治/战略解读著作里的大略的话说,“主要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初年开始,直至伴随汉武帝去世告终的汉帝国初期”;与之相反,《汉书》集中于西汉这单独一个大朝代,甚至——就作者班固的独立记撰、而非他对司马迁的西汉初期史述少有例外的大致照录而言——只集中于武帝后期到西汉崩溃乃至王莽新朝灭亡这单独一个时代,从而开创了往后中国历代的修史方式,即纪传体断代史。诚如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云:“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汉书》也是中国史上最详密、最发人深省的史著之一。由于上面所说的凝聚,且大得益于班固的儒士世家背景,他本人“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的智识志向以及史料丰富、见闻博洽等有利条件,因而《汉书》记事详密,颇不同于《史记》的恢宏倜傥和简约潇洒,从而给比较精密的历史考察和历史理解提供了非同小可的特殊裨益。不仅如此,从武帝后期到新朝灭亡,一段长约125年的可称全面、系统和详尽的历史异常发人深省,因为它是一部完整、真实、详密并且典型的大帝国病变和衰毁史,而且中间插有至关紧要地添加历史曲折性和复杂性的帝国中兴历程。它由此从头至尾,富含特殊性与普遍性交织的、借用古希腊大史家修昔底德的话说庶可“垂诸永远”的人类经验教训,涵盖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 帝国的病变、中兴和衰毁——这就是本文对《汉书》解读的主题。这种解读方式属于政治/战略解读,为此笔者援引已发表的《史记》政治/战略解读前言中的两段话,它们就主要路径、思想方式和根本旨趣而言,一样适合于这里对《汉书》的解读:“通过对《史记》的从政治/战略视角出发的解读(那当然不同于史学和文学视野内的解读),还有在此称为‘点评’的相关的分析和领悟,可以争取透视……千年政治经验,发现和理解其间非常丰富和‘发达’的、中国和中国人在政治和战略方面能动的实践与其深刻的机理……与此同时,依凭当今我们内心可有和必有的相关比较,上述解读和点评可以大有助于发现、揣摩和思索现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文化包含的至关重要的悠久传统元素,虽然这样的发现、揣摩和思索在此只是‘蕴涵式’的。”“像马丁·路德认为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径直去读《圣经》和信仰《圣经》,而不必那么在乎他人(哪怕是教会权威)的诠释那样,我坚信可以从自己的政治/战略视角去读《史记》,由此提取对自己的政治/战略教益。或者说,有如《圣经》可以是每个有宗教自信心的基督徒自己的《圣经》,《史记》可以是每个有智识自信心的中国人自己的《史记》,它有助于我们步司马迁的后尘,去争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甚或‘成一家之言’。” 二 汉主、宣帝的统治基础和政治影响 这个根本主题可谓无所不在地贯穿和渗透在《汉书》的全部纲目之中。它大略地分为四个部分:(1)战争霸王:帝国的病变;(2)昭宣两帝:帝国的中兴;(3)元成哀平:帝国的衰败;(4)王莽新朝:帝国的毁坏。战争霸王当然是汉武帝。他击破了强大凶猛、侵暴华夏的匈奴帝国,但紧接着(甚或与此同时)他本人和他治下的大帝国非常严重地病变:对外征伐放肆无度,穷极伸展;与此密切相关,滥费国帑与剥夺社会反复不已地恶性循环,互为因果;更可怖的是,他在宫廷和朝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