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的五言诗成熟与南朝士族政治体制.docxVIP

《诗品》的五言诗成熟与南朝士族政治体制 在中国历史上，南史无疑是一个独特的阶层。他的出现促进了南朝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是文学“意识”产生的主体。南朝诗学专著———《诗品》呈现于世, 不仅是五言诗成熟的表现与结果, 更是南朝独特政治体制下士族文化的产物。对二者的关联, 学界尚缺乏深入考察, 检阅《诗品》近年来的研究, 或专注于作品辑佚、生平考证, 或流于对诗学体系、概念的辨别、界定 一 钟浚之“自觉” 根据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研究, 门阀制度只存在于东晋, 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形式, 在南朝已然走向没落。门阀与士族的区别在于政治上的主动与被动, 即能否掌握军权, 进而达到可与皇权共治。在南朝, 继门阀消失后, 士族成为文化主流, 这些士族虽丧失军权, 政治上已无对皇帝的掌控力, 但在文化上仍以领袖自居, 由此产生了与庶族、皇族在权力场上共生共夺的格局。以钟嵘所处的齐梁来看, 伴随皇权一极的巩固, 皇帝试图在士族与庶族间营造一种平衡与制约的关系, 形成一个以皇帝为塔尖, 士族与庶族为塔基的权利共生圈。只是这种权利的共生性是士族阶层不愿看到的, 他们作为上层阶层, 不甘于前期特权的丧失, 与庶族同分一杯羹的格局更是不能接受。为此, 伴随与皇族、庶族的矛盾日益激化, 无形中刺激了士族荣誉感的上扬, 士族门第身份也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其间的复杂性、因果性可梳理如下: 首先从上层皇族来看, 南朝诸帝多非高门大族, 大多出自“田舍公”“素族”。他们依恃军功, 以武力夺取政权, 摆脱了东晋皇帝对门阀的依赖性, 故对世家大族, 他们表面上施以笼络、恩宠之策, 例如梁武帝在重用世族子弟刘孝绰时, 即宣称:“第一官当知用第一人” 与此同时, 南朝士族仍坚守着东晋以来门阀士族的清望, 对皇族妥协的同时也在抵抗;对庶族则坚于门第之限, 拒绝交往, 甚至充满蔑视之意。此中史实颇多, 如《南史》载:庾乔任荆州别驾时, 州人范兴话“以寒贱”被选为该州主簿, 但庾乔“不肯就列, 曰‘庾乔忝为端右, 不能与小人范兴话为雁行。’……兴话羞惭还家愤卒。” 此外, 作为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庶族, 他们对士族的态度更显复杂。庶族以军功跻入政坛中心, 自知文化上的不足, 因而他们或者自甘末流, 保持低调, 如史载南朝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 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 其子弟常精车牛, 丽服饰。“陈曰:‘凡奢侈者鲜有不败, 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 汝不须捉此自随。’即取于前烧除之。” 明白了这个背景, 我们就可以知道, 南朝何以会产生后人所概括的“文学自觉”现象, 南朝文的“自觉”实则是士族身份“自觉”的产物。士族阶层以文化资本为手段竭力巩固、抬升其政治资本, 身份就是他们手中的利器。身份的组成除了硬件———世袭“门第”外, 还有软件———文化上的“风流”, 门第与风流成为士族最引以为傲的资本。其中, 南朝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学等诸多文化领域更是被风流统领, 正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概括的:“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在这一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 如经学、文学、艺术等, 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 魏晋是士族制度的高峰,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可知《诗品》为何独赞建安、太康, 而贬抑齐梁时期的诗人。日本学者高木正一在《钟嵘的文学观》一文中认为齐梁时期无一人进入上品, 却有三十四人进入下品, 推断出钟嵘“对诗歌的评价因时代不同而有高下之分, 存在厚古薄今的倾向。” 就钟嵘属于庶族还是士族, 学界曾有不同看法。虽有观点认为钟嵘属于庶族阶层, 但现代学界多认同钟嵘为士族阶层说, 谢文学《钟嵘家世考》已然从家族世系、生平经历、交游情况等方面考证出钟嵘出身于士族 钟嵘身处士族, 所受教育以及人生理想, 均笼罩在士族文化的氛围中。只是齐梁以后, 士族政治地位渐渐被新兴庶族取代, 钟嵘写作《诗品》的目的, 实有重振士族文化、维护士族政治利益的深层考虑。如其所说痛恨当时“庸音杂体, 人各为容” 二 以“声病之风盛行于浚人”为标志的集体审美意识 据林晓光梳理, 日本现代学界亦有一批学者就六朝贵族社会论应用于对陶渊明、谢朓、庾信等六朝文人研究中, 但“总体来说, 这些尝试多半有些生硬, 往往是在对人物的研究或原理分析上较为得心应手, 一旦落实到文学表现上便又回到分析鉴赏作品的老路上去了。‘贵族论’只成了文学研究身上的一件外衣。” 首先《诗品》选诗的标准是崇雅去俗, 这里的雅与俗即分别对应士族的华丽与庶族的质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均追求雅, 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中, 雅的内涵、表现颇有差异。以南朝而言, 士族文学雅的标志正是华丽, 这种华丽是士族内在精神气质、文化修养的外在表现, 也是东晋门阀风流自赏的延续。《诗品》中令人疑惑的地方在于, 为何钟嵘标榜辞藻要丽, 能够欣赏张华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