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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三策》的权威儒术思想 秦汉时期大统一帝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必然需要建立大统一的思想权威。要树立思想权威, 就必须对已有的思想文化有所选择。“独尊儒术”是汉代统治思想确立的根本标志, 也是汉代统治阶级长期进行思想文化选择的结果。而思想界自身的发展演变为统治者的文化选择提供了前提条件。 一、 武帝的策问—天人三策:独尊儒术的思想纲领 汉武帝元光元年 (前134年) , 策试贤良, 诏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 受策察问, 咸以书对, 著之于篇, 朕亲览焉。” (《汉书武帝纪》) 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开始显赫于世。又据《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 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 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这次对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对策是汉代儒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一事件发生不是偶然的, 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 首先, 众所周知, 汉初社会经济凋弊不堪, 统治者不得不玄默无为, 谨守成法, 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 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史称:“都鄙廪庾尽满, 而守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百巨万, 贯朽而不校;太仓之粟, 陈陈相因, 充溢露积于外, 腐败不可食。” (《汉书食货志》) 国力的增强激发了年轻的汉武帝的雄心大志, 也为他一展宏图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 豪强地主与宗室贵族“役财骄溢, 或至并兼”, 他们武断于乡曲, 搞得民怨沸腾。同时, 中央朝廷与地方王国的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北方边境匈奴的不断侵扰也给统治者以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急于寻找一个能够解决现实矛盾、建立弘业休德的治国之策。 其次, 汉朝立国以来, 国家的宗教制度及相关礼制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按照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理论, 王朝兴替都要受命改制。秦统一天下后, 邹衍之徒根据宣德终始说, 进言称“今秦变国, 水德之时”, 秦始皇接受了这一说法, 宣称自己为黑 (水) 帝, “更名河曰德水”, 色尚黑。汉高祖刘邦入关后, 得知秦人祠白青黄赤四帝, 感到奇怪, 并自以为是地说:“乃待我而五也。”于是立黑帝祠, 自以为获水德之瑞, “袭秦正朔服色”。精通律历的张苍推五德之运, 也以为汉当水德, 故尚黑。秦代周为水德, 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理论, 代秦而起的汉朝应为土德。刘邦无知, 承袭秦人的上帝和正朔服色, 殊为不类。故后来贾谊主张改正朔, 易服色, 色尚黄, 变更秦之法。其后, 公孙臣明确提出:“始秦得水德, 今汉受之, 推终始传, 则汉当土德。”认为宜改正朔, 易服色, 色尚黄。当时的国家宗教信仰与政治密切相关, 如秦朝的“事统上法”, 刻削寡恩皆为合于“五德之数”。故汉初改正朔、易服色的呼吁不仅具有应天受命、象征汉王朝的正统性内容, 也具变更秦法、改弦易辙的含义。由于种种原因, 贾谊、公孙臣的建议都未实行。到武帝时, 改制更化几乎成为一般社会思潮。对变更祖宗成法, 年轻的汉武帝心里没底, 他想找到理论上的支持。 此外, 武帝继位后, 儒道互绌更趋激烈, 这种与权力之争相关联的思想冲突, 迫使汉武帝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 而不能象景帝那样采取骑墙的态度。 对儒学早就心向往之的武帝期望能从鸿儒硕学那里获得治世的大道至论, 他曾对年高望重的鲁申公寄以厚望, 派人非常隆重地迎接申公到宫中, “至, 见上, 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 老, 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 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 见申公对, 默然。” (《汉书儒林传》) 一句“默然”, 勾画出武帝大失所望的神态。难怪当听到董仲舒的宏论, 武帝惊异之余, 迫不急待地要再问三问了。 汉武帝迫不急待地要垂问董仲舒的是什么呢?司马迁称他做《史记》的动机是“欲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其实, 这不单是司马迁个人的志趣, 也是汉武帝思考的问题。进一步说, 这是一个时代性课题。汉武帝策问的中心思想, 套用司马迁的话, 可以说是:明天人之应, 通古今之道, 成一世之治。汉武帝的三道策问和董仲舒的三篇对策, 思想主旨前后一贯, 内在关联。故这里在分折时, 把三策作为一整体来看待, 不拘泥于三策中所讨论的问题的前后顺序, 以避免支离之感。 先看古今之道。武帝对古今之道提了三个问题:其一是治乱的根源问题。五帝三王之道最后都走向崩坏, 后世虽有守文之君力精图治, 也无法改变覆灭的结局。这是由于他们“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呢?还是天命如此, 不可更改呢?如果天命如此, 人的努力还有什么作用呢?其二是王道的一致性问题。历史上的帝王或垂拱无为, 或废寝忘食;或崇尚俭朴, 或极尽文饰;或繁刑重法, 或刑措不用。这些说明王道是始终一贯呢?还是各有不同呢?其三是王道的缺失变易问题。“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