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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天人三策时间考辨 过去，研究历史和历史的科学家注意到了董仲舒的三人三人计划（即圣贤对策），这些计划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有关它的写作年代,迄今并没有分辨清楚。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建元元年说,有建元五年说,有元光元年二月说,有元光元年五月说。虽然这几说的有关时间只相差数年,甚至有的只相差几个月,似乎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不把年代搞准确,则会影响对董仲舒所写天人三策的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个历史问题就始终是一笔糊涂账。 我觉得,在几说之中,元光元年五月说较妥,其他三说非是。现在进行分辩,以就正于方家。 自宋代以来,关于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写作年代的分歧意见,便逐渐产生和发展了。 北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建元元年条下写道: “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资治通鉴》卷十七) 同时,司马光又在《通鉴考异》卷一中对这一记述作了解释: “《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 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司马光在这段话里,断然肯定“盖《武纪》误也”。他虽然有“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的审慎而留有余地的提法,但是又说“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所以,还是把董仲舒贤良对策记于建元元年。 自司马光立建元元年说之后,从南宋直至近代,王 (如: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5页;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页;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页;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辞海》“罢黜百家”条,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下册第3857页)。 但是,稍晚于司马光的南宋学者洪迈,提出了元光元年五月说的新看法。他说: “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绍、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是时,对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五月),复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焉。《资治通鉴》书仲舒所对为建元。按策问中云‘朕亲耕藉田,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对策曰‘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必非即位之始年也。”(《容斋续笔》卷六“汉举贤良”条)洪迈立足于《汉书·武纪》和董仲舒对策的基础之上,从而建立了元光元年五月说。 自洪迈立元光元年五月说之后,附和者也有其人。清代人王先谦就持此说,并作了补充。他说: “仲舒对策,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西南夷传》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粤后,次年即元光元年,是《汉书》载仲舒对策于元光元年……。而诏书之在是岁(五月),不可易也。至《通鉴》之误,更不足辨”(见《汉书补德》卷五六)近些年来,依然有人根据《汉书·武纪》,采用是说 南宋人王益之也不同意建元元年说。他指出: “今以仲舒策考之,移于(建元)元年与当时事势殊不合。仲舒曰‘今临政而愿活七十余岁矣’,汉兴至建元之元,方六十七年,不应以为七十余岁矣;至元光之元,乃七十三年,故可云尔。又曰‘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武帝建元之初,亦无通夜郎之事。考《地理志》,建元六年开犍为郡,即夜郎也。夜郎以建元六年通,故次年对策及此也。然则,《汉书》纪载于元光元年得之矣。故《汉纪》从焉。”(见《西汉年纪》卷十一) 王氏在否定了建元元年说之后,提出了新说一元光元年二月说: “或曰,审如此,举孝廉何为在十一月?对策何为在五月?以愚度之:或史氏诬载,固未可知;或流言之远,颠倒失之,亦末可知;或未复太初历前之月日,史氏偶失未改,遂用已改之例倒之,亦未可知。盖汉初以夏十月为正月,十一月为二月,终于九月为十二月。及武帝改太初历,用夏正,史氏纪,盖恐其与改日月溷,并追改于前月耳。举孝廉为‘十一月’,意者当时之八月也。对策之‘五月’,意者当时之二月也。史氏之失于追改,遂用前例,以十一月例于前耳。不然,武帝故事何以先载对策,而始以举孝廉继之耶?”(见《西汉年纪》卷十一) 王氏此说,是要证明《汉书·武纪》所记元光元年十一月令郡国举孝廉一事,与董仲舒对策的因果关系;只能是举孝廉在后,对策在前。而对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