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孝经注》与制旨.docxVIP

《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孝经注》与制旨 唐玄宗曾亲自评论《孝经》。在唐朝的《经训志》中，《孝经》被记载为《玄宗注》。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1980页) 稍后的《新唐书·艺文志》中则只云, “今上《孝经制旨》一卷, 玄宗”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1442页。引用时书名号位置有改动, 后面有说明) , 却未录《孝经注》。而此后的历代官、私书目只录唐玄宗的《孝经注》, 而不录其《孝经制旨》。另外, 《十三经注疏》所收北宋邢昺《孝经正义》, 在疏解玄宗《孝经注》的时候, 在《庶人章》、《三才章》、《圣治章》、《事君章》等4处都提到“制旨”, 并征引了这个“制旨”中的几段文字来申说经注。关于上述《孝经制旨》、《孝经注》和“制旨”之间的关系, 自南宋陈振孙以降, 学者时有争论。延及现当代, 经余嘉锡、陈鸿森等学者的反复推勘, 目前一般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孝经制旨》与《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孝经注》不是玄宗的同一部《孝经》研究作品;《孝经正义》所引“制旨”实际上即《新唐书·艺文志》的《孝经制旨》中的片段。然而, 笔者在深入考察了这个问题后, 感觉以往学者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和研究思路存在一定误区, 从而影响到其观点的有效性。下面即略申己见。 一 《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是梁武帝所作的 新、旧“唐书”分别著录的玄宗《孝经制旨》、《孝经注》, 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唐玄宗所作关于《孝经》的两部不同作品?或只是同书异名?早在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该书卷三“唐玄宗《御注孝经》”条云, “《唐志》作《孝经制旨》”, 认为二者系同一部书。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四 (中华书局1998年版) 、毕沅《关中金石记》卷三 (清乾隆经训堂刻本) 均沿用此说。但是, 以上诸位都没有说明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 (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 在《孝经正义》提要中举出了一个前代的证据加强此说:“其称‘制旨’者, 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 实一书也。” 但是, 稍后王昶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这个证据做了反驳。他认为:“《 (孝经) 注》与《制旨》各自为书, 犹《隋书·经籍志》既载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 又有《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也。” (王昶:《金石萃编》卷八七, 《石刻史料新编》第2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影印本) 王昶的这个说法, 成为陈振孙等人的观点此后不再为学者所采信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实际上, 王昶是误解了《隋书·经籍志》的意思。《隋书·经籍志》原文如下:“《礼记中庸传》二卷, 宋散骑常侍戴颙撰。《中庸讲疏》一卷, 梁武帝撰。《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礼记略解》十卷, 庚氏撰。” (中华书局1973年版, 第923页) 从《隋书·经籍志》的行文看, 在“《中庸讲疏》一卷”之后注明为“梁武帝撰”, 而“《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之后不具名, 紧接着就是“《礼记略解》十卷, 庚氏撰”。参合《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体例, 很明显, 这部《私记制旨中庸义》的作者或无考, 或为庚氏, 但一定不是梁武帝。其实, 《私记制旨中庸义》书名中的“私记”二字已经表明此书不可能是梁武帝所作。“制旨”本来即是对帝王言论、著述的尊称或专称 (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 前面却又冠以“私记”二字, 从梁武帝的角度言, 这种表述有些不伦不类。这部《私记制旨中庸义》只能是臣民对梁武帝《制旨中庸义》一书的个人心得或笔记。所以, 王昶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批驳不能成立。 为了确定《四库全书总目》所举证据是否有效, 有必要搜讨一下更早的文献中关于梁武帝《中庸》著述的记载。检《梁书·武帝本纪》, 其述梁武帝对儒道经典的研究著作时云, “ (高祖) 造《制旨孝经义》, 《周易讲疏》, 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 《乐社义》, 《毛诗答问》, 《春秋答问》, 《尚书大义》, 《中庸讲疏》, 《孔子正言》, 《老子讲疏》, 凡二百余卷” (中华书局1973年版, 第96页) 。其中, 梁武帝关于《中庸》的著述, 只有《中庸讲疏》一卷。而《梁书·张绾传》却载:“是时城西开士林馆, 聚学者。 (张) 绾与右卫朱异、太府卿贺琛递述《制旨礼记中庸义》。”张绾与朱异、贺琛均为梁武帝时代的名儒, 此处《制旨礼记中庸义》无疑即《梁书·武帝本纪》所云之《中庸讲疏》。故《四库全书总目》所述不误。实际上, 以“制旨”指称帝王某部特定著述的情况并不仅仅只《四库全书总目》上面所举的一个孤例。如上引《梁书·武帝本纪》中梁武帝的《孝经》著述只有《制旨孝经义》一种, 后来的《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亦分别只著录了梁武帝的一种《孝经》著述。《隋书·经籍志》云, “《孝经义疏》十八卷, 梁武帝撰” (第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