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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后期封建济的再思考 最近，中国封建社会的团结法引起了同志们的注意。下面,我拟就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經济发展規律及其他有关問題,談一談拙見,幷以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們。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地主經济为基础的大一統的专制主义国家,在漫长的年代里,它的发展是合乎封建社会发展的一般規律的。可是,如何正确的估計中国封建經济发展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我国史学界有着不同的意見,特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自十六世紀至鴉片战爭以前这一个时期,中国封建經济究竟处于怎样的一种情况,爭論最多。我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商品經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資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历史的发展,是符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基本規律的,但又具有这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特点。尤其处于新旧交替的后期阶段,旧东西的衰亡每和新东西的生成糾纏在一起,充滿着非常矛盾、复杂的現象;再由于条件、地点、时間的不同,其所表現的形式和所走的道路,便有差別。目前大家在研究中国封建經济时,都承认中国的地主經济和欧洲的領主經济,有所区別,带有中国的色彩。那末,我們研究中国后期封建經济,諸如市場問題、行会制問題、雇佣劳动問題,也必須考虑到中国历史的特点。在中国这个領土辽闊、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各个地区之間为生活和生产所需,彼此問早就需要交換,在他們的經济活动之中,旣具有自然性的一面,也含有商品性的一面。尤其在十六世紀以后,自然經济与商品經济的斗爭,日在激烈进行中,出現了新的开始萌芽,旧的仍占支配地位的局面。当然,在估計这些問題时,不能过分强調某一点,可是如果看不出这些变化,也难以說明历史的眞相。因此,对于后期封建經济的分析,必須把中国資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現象一起研究,两者缺一不可。对前者主要看它新生的、发展的因素,而对后者主要看它迟滞的、落后的一面。萌芽状态与成熟状态不同,两者又不可等同起来,因而作为衡量的标准,也应該有所区別。总之,对于这些問題的研究,旣要具体分析,尤当实事求是,通过反复的思考,以求逐漸得到解决。 首先,我們从明淸之际的雇佣劳动談起。 关于明淸之际的雇佣劳动,作为全面的估計,其性质仍屬于封建制的范疇,大多数的农民依然受着严重的封建压迫,束縛于土地上面,明代所严厉执行的人戶以籍为定,也可以說是一种变相的农奴法。但是中国农民又不同于欧洲庄园制的农奴,由于长期而激烈的阶級斗爭的結果,农民具有相对的离土自由;同时,又由于明代中叶以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貨币經济的冲击,这样,就影响到明淸时代的雇佣劳动产生某种程度的变化。我的主要論点,是这样的:明代中叶以后,“在手工业方面,……例如机戶机工的关系,則是带有資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有的則只具有資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的萌芽。其在农村的长工、忙工、短工等,則只是具有自由雇佣的若干特点,幷且他們之間还有不同程度的区別。……其中,最値得重視者,則是短工” 我們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彼此之間都是互相联系和具有內部規律的,所以,它又是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各地曾稀疏地出現带有資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的萌芽,然而它又絕不是一种偶发的現象。明淸时代商品貨币經济的发展,已有相当的程度,这一个客观的社会条件,曾使明代的农业生产水平,較之宋元时代远为进步,这首先表現于粮食生产的增长及其地域的分工,从所謂“江浙熟,天下足”发展到“湖广熟,天下足”等諺語,說明了粮食生产的提高,曾为工业原料和粮食生产的分工創造条件;也推动了农工业的进一步的分工,于是江浙蚕絲区所需的粮食,有很大部分取給于湖广地区。明末江浙两省的粮食,曾因湖广閉籴,深受影响 “因为生活資料的生产,是他們的生存与一切生产一般最先决的条件,所以使用在这种生产上的劳动,經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必須是充分丰沃的,使全部可以利用的劳动时間不致在直接生产者的生活資料的生产上被吸去;那就是,使农业剩余劳动,从而农业剩余生产物成为可能的。更加推广来說,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全部农业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已經够为全社会,那就是,也够为那些不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生产必要生活資料,以致农业与工业間的这种大分工是可能的;幷且生产生活資料的农业与生产原料的农业間的大分工也是可能的。”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工业原料生产与粮食生产分工逐漸明显,出現有些地区专种經济作物,而另一些地区則以粮食生产为主,因而各地区之間的經济交流,不仅有消費品的交流,也有工业原料的交流,郭子章的《蚕論》所云:“东南之机,三吳、越、閩最夥,取給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給于閬茧” 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明代中叶以后,开矿业发展起来了。万历年間的全国开矿热,固是統治阶級殘暴地掠夺人民財富的一个手段,沒有任何积极的意义,然而这也反映了当时人們对于生活資料和生产資料的需求,开矿事业較能获利,而社会上也有条件使一部分人离开土地,从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