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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佃农理论》四十年回顾 一、 对经济评价的经济分析 2008年，张武昌的《租户理论》出版了40周。四十年来, 《佃农理论》体现出了深刻的理论价值;而且张五常从《佃农理论》所引申出的众多经济学著作对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对此, 许多经济学大师给予了张五常极高的评价, 如:1991年,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 20世纪最有创见、最具洞察力的经济学大师科斯说:“我深信, 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运用的思维方法, 将最终改变微观经济学的结构。应当承认, 当初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心中并没有如此深远的宏图大略。只是到后来, 尤其是60年代与张五常的反复研讨, 我才开始明白我的文章对一般经济理论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 才清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二、 经济学著作的丰富 1968年, 张五常发表了其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发表, 便石破天惊, 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到今天, 《佃农理论》已成为一部经典的经济学论著。笔者认为《佃农理论》并不是一部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 其较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费雪的《利息理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等著作还逊色不少, 还缺乏一个宏大的框架使之得以成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不过, 不得不承认的是:自《佃农理论》发表以后四十周年的经济学的发展与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众多的事件至少在三个方面检验了《佃农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而这种贡献同时是一般性意义上的———即对经济学的至少三个领域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这三个领域是合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 (信息经济学) 、产权理论。同时, 《佃农理论》在另一个方面提出了对中国转型30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原因的可能解释。 (一) 地租的管制—对合约理论的一般性贡献 从学术思想的历史回溯, 合约经济学的最初想法来自张五常在其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中所作出的分析。 1965年, 张五常为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 偶然发现了一些有关台湾农业的资料, 台湾土地改革的一些情况随即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合约类型有三种, 一是定额地租合约;二是工资合约;三是分成合约。在第一种情形, 佃农承担了全部风险, 而地主获得无风险的收入;第二种情形相反, 地主承担全部风险而佃农获得固定的无风险收入;第三种情形地主与佃农之间分摊了风险。 分成租佃问题, 古典经济学家 (如亚当·斯密) 及新古典经济学家 (如马歇尔) 都有所关注。但是在以往的佃农理论看来, 佃农在分成租佃制下, 劳动者的劳动收益都会小于其边际产出, 因此, 这种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或无效率的。但是, 在欧洲、亚洲, 分成制长期都存在。人们自然要问, 一种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并长盛不衰呢?人们为什么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来取代它? 台湾1949年开始了土地改革。在改革中, 当局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 规定为地主的地租不得超过农产品的37.5%。但让经济学家难以置信的是, 就在当局的这种硬性约束下, 台湾农业产量非但没有如斯密和马歇尔理性所预言的那样下降, 反而出现了急剧的上升。这是不是台湾当局搞的数字游戏?张五常带着这个疑问进行了多方的调查, 但调查的结果却显示, 台湾土地改革后农业产量上升的数字是无可置疑的。 为什么台湾当局对地租进行管制, 生产没有下降反而却上升了呢? 张五常这时便尝试着解释这种情况:首先, 土地是地主的私有财产, 劳动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 所以要从私有财产的局限性入手对此进行解释;其次, 佃农分成制是一种合约, 它与任何合约一样, 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再次, 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竞争, 地主之间也有竞争, 因此佃农合约中的条件, 是在私有财产竞争的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所以在分成制下, 农民与地主的投资、佃农租种土地面积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以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 都是由上述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这些被决定的项目, 就是佃农合约的条件。 从上述理论出发, 张五常推断出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因为, 竞争的局限条件是大体一样的。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 他又进一步研究了在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的情况下,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问题, 从而导致了在随后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学的研究。在上述理论做得满意以后, 张五常又加入台湾土地改革中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的想法。于是, 他很快就把台湾土地改革中, 当局对地租施加限制, 但农产量不降反增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了:这是因为这个约束是在市场决定的地主分成之下, 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