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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文体分类与著录问题 《李经志》是唐朝以前的一部古籍。这是一部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分类历代文献的目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纵观《隋书·经籍志》,其总集类著录作品仍存在瑕疵———将文学批评著作著录其中, 如刘勰的 《文心雕龙》和钟嵘的 《诗评》(《诗品》,下同),因而混淆了文学总集与文学批评著作。对此,王立群先生在《文选出现的理论意义》中认为,“《隋志》的著录,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非自觉状态,同时亦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本身的非自觉状态。” 一、 文学批评的内容 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的铃木虎雄认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鲁迅沿用了这一说法,提出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的说法,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此说逐渐在中国流传,经由20世纪80年代初李泽厚推崇,“魏晋文学自觉说” 一风在文学界渐盛,不少学者对其关注,甚至一度出现激烈的论争。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在铃木虎雄和鲁迅的“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补充,持此观点的有李文初、袁行霈等;一种是从汉赋入手,认为中国的文学自觉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以龚克昌、张少康、詹福瑞等为代表;一种则认为发生在六朝时期,以尚定、刘跃进等为代表。 结合这三种观点,对“文学自觉”的概念大致可以用袁行霈概括的“文学自觉”标志来理解。“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从“审美”特点审视“文学自觉说”的三种观点,一般对汉代辞赋的争议较大,认为“文学自觉”始自魏晋或六朝的学者,认为汉赋是为汉帝国起“润色鸿业”的政治功用,无关乎文学艺术。而持“文学自觉”始自汉代的代表张少康则认为,汉赋在审美艺术上也有所发展,“由《楚辞》的‘缘情’而向‘体物’的方向发展”。他还认为,“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一两种文学形式处于主导地方,如汉赋、唐诗、 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如果我们不是有意贬低汉代辞赋的话,怎么能说已经有了这么多辞赋作品和辞赋作家的汉代,而文学居然还没有独立的自觉,这岂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二、 “经史子集” 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法是六分法,代表作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在 《别录》的基础上编撰的 《七录》,全书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 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辑略是写在六略之前的总要,所以《七略》实际上分为六大类,即“六分法”。东汉班固的《汉书 · 艺文志》是以《七略》为蓝本编成。 西晋荀勖在魏郑默《中经》的基础上编成《中经新薄》, 以甲、乙、丙、丁为目录。其中,甲部收六艺及小学,乙部收诸子、兵书、兵家、数术,丙部收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收诗赋、图赞、汲冢书,此种分类已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雏形了。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将荀勖所定的四部次序中的“乙部”和“丙部” 互换位置,基本确定了四部分类的次序。南齐王俭 《七志》分图书为七类: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另附道、佛各一类。梁阮孝绪辑《七录》,分内外篇,内篇为五录:经典录,记六艺;记传录,记史传;子兵录,记子书、兵书;文集录,记诗赋(分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术技录,记数术。外篇有佛法录和仙道录。《隋书 ·经籍志》在前代的基础上摒弃了甲、乙、丙、丁之名,而名之以经、 史、子、集,这是中国图书编录首次以经、史、子、集之名分布,更能体现各部图书的性质。《隋书· 经籍志序》提到编撰《经籍志》时是“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马史、班书、王阮、志录指的是司马迁的 《史记》、班固的《汉书》、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今人认为《隋书·经籍志》受后两者影响较大, 特别是在继承和发展“集”方面。王俭的《七志》里的 《文翰志》收的是诗赋类作品,却没有同前代一样叫 《诗赋志》,对其原因,阮孝绪在《七录序》里进行了解说,“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到了阮孝绪的 《七录》,他将记诗赋类作品命名为 《文集录》,因为“窃以为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而《隋书 · 经籍志》更是取其“集”,子部又分楚辞、别集、总集。这都体现出“文”的观念是不断发展演进的,同时表明编撰者对“文”的区分更加细化。从以上各类图书编辑情况也可以看出,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图书编撰者就开始有意识地区分文学与经学、史学这些外部学科,将文学逐渐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标志着文学开始走向独立。 郭绍虞在《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