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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民族思想新探 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呈现出新的趋势。但在评论隋代民族政策时,大部分人对隋文帝时期加以肯定,而对隋炀帝时期极力否认,认为他“抚之非道”。 一、 关于中原汉民族的深入 封建社会中各项政策的制定与统治者的思想理论有着直接关系,我们要研究隋炀帝的民族政策,就要首先对他的民族思想进行一番探讨。 隋炀帝的民族思想是在隋文帝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隋文帝民族思想的核心之一是武功与文德并用,他认为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无理要求和侵害中原的行为不能迁就退让,而要给予有理有力的还击和节制。那种长期以来“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的做法不能治国安邦,“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但是,在互不侵扰的情况下,绝不能动用武力,而应采取文德手段对其进行感化,以达到“卧鼓息烽”、“务于耕织”的目的。 但是,随着隋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隋炀帝的民族思想没有也不可能只局限于隋文帝的范围之内,而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隋文帝民族思想的主导原则重在“守御”,他认为要想安国宁边,只有深沟高垒,严治关塞,将少数民族与中原隔离开来,以免发生纠纷。他明确指出:“皇王旧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轨所弃。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杀,无劳兵革,远规溟海。……广辟边境,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制御夷狄,义在斯乎!” 隋炀帝民族开放思想的内容首先是对民族关系的新认识,主张“混一戎夏”,反对民族隔离。他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民族没有什么天壤之别,贵贱之分,可以自由往来,结为一家。不应该在中原与边地之间深沟高垒,互相对峙,继续保持鸡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在此基础上他又认为:华夷不仅要结为一家,等同兄弟,而且要受同一个政权之管辖,使四海九洲走向一统天下。只有这样,民众才能乐居,天下才得安宁。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归隋,炀帝与其言道:“往者与突厥递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比如上天,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 在“混一戎夏”的基础上,隋炀帝新产生的又一个民族思想是“引进来,走出去”。他认为中原王朝要对诸少数民族开放门户,不仅国家使臣可以通往,就是商贾平民也可以畅通无阻。他们到中原可以搞政治活动,也可经商、贸易、学习技艺。总之来去自由,不加限制。而且还要想法吸引诸少数民族到中原来,《隋书·西域传》载,“炀帝嗣位,引致诸蕃”。所谓“引致”的含意,就是主动地引导诸民族到中原来活动,与隋王朝建立友好关系。《隋书·裴矩传》亦云:“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裴矩颇知隋炀帝的这一思想,往来讽谕,至者十余国,因而更得到隋炀帝的信任,帝“每月引矩至御座,亲问西方之事”。这些都充分反映了隋炀帝坚持“请进来”的民族开放思想。正由于此,隋炀帝坚决反对阻碍民族交往的行为和“驱出去”的偏见。当他听到西域商人“密送诚款”,盼望到中原来的要求被突厥和吐谷浑“拥遏”时,便立即集中力量削弱了这两个强族的势力,畅通了西域到中原的交通要道。隋政府的民族开放政策实行后,来中原的少数民族日益增多,引起了不少官僚的不安,主张立即禁止。兵部尚书段文振上奏:“臣闻古者远不问近,夷不乱华。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筑城万里,盖远图良算,弗不忘也。……如臣愚计,窃又未安,何则?夷狄之性,无亲而食,弱则归投,强则反噬,盖其本心也。臣学非博览,不能远见,且闻晋朝刘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验,众所共知,以臣量之,必为国患。如臣之计,以时喻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守,务令严重,此乃万岁之长策也。” 在“引进来”的同时,隋炀帝又主张“走出去”。所谓走出去,就是让中原汉民族主动地到各民族中去广泛交往,尤其是政府部门要组织人力去与诸民族发生往来,建立关系。遣侍御史韦节等人出使西域诸国,就是他这种思想的见证。正因如此,史籍多称他“好远略”,这虽是史家对隋炀帝的贬责之词,但今天看来,却充分说明了隋炀帝开放的民族思想。“略”非全指侵略,也当经营来讲。既是经营,也就不是暴力行为,而是用和善的手段进行惠化,使各族之间加强交往。那么,“好远略”就是肯定了隋炀帝热心去发展民族关系的历史事实。总之,隋炀帝的民族思想与隋文帝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前者以“放”为主,后者以“守”为主。这个不同之处是隋炀帝民族思想的重点所在,也是对隋文帝的民族思想新发展了的地方。史书上称隋炀帝是“宏放之主”,我认为此称不是对隋炀帝的贬责,相反,正好是对他民族开放思想的极好概括,是对他主张华夷无隔,诸族和睦,混同一家,自由往来的民族开放思想的肯定,也是对这位热心于发展民族关系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美誉。 隋炀帝开放的民族思想在汉至隋唐时期是难能少见的,与中国传统的民族保守思想相比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