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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未在大唐地震中
一、 序言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南安,建立了隋朝,创造了隋皇帝。
二、 《辩一个》是因对前代官之疑,在记载其官事。一则第20岁,有,
整件事应从唐史家吴兢(670-749)所著《贞观政要》中卷八《辩兴亡》的一篇文章说起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写道:隋在“对外无强敌之胁迫,此时的统治权所急切需要者,乃一种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识,而惜乎隋文帝说不到此。”钱氏认为文帝欠高尚,“说不到此”乃归因于开皇十四大旱之“不放赈”和“令民逐粮”。钱氏的论断是受到《辩兴亡》篇所左右而得出
另外,王寿南亦采纳了《辩兴亡》篇的看法。他认为“隋文帝之治术远超南北朝之创业帝王,但器量狭小。开皇二十四年(604)‘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以致在位二十余年,‘人不见德’……。”查开皇仅廿年,王氏上述引文之开皇二十四年(604)应为开皇十四年(594)之误,疑此为刊印或校对之误,应非王氏本人之错。撇除此瑕疵,王氏言论其实已反映出他对《辩兴亡》篇的内容是照单全收。王氏遂此冠隋文帝以“人不见德”、“器量狭小”等污名,以对其“不许赈给”和“令百姓逐粮”表示不满
不过,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冯柳堂便对隋文帝“不开仓”持着怀疑态度。有别以上三位学者,其曰:“惟据史载,开皇四年已后,京师频旱,至十四年,已逾十载,开仓赈给,谅不在少,蓄储不发或当有之”。“蓄储不发”就是“不开仓”之意,可惜作者没有进一步阐释
吴兢是唐玄宗时期的史学家,如果从长安初年吴氏初入史馆算起,到开元十七年出任荆州司马为止,前后担任国史修撰工作将近三十年。加上此后,外任期间以及晚年回京后的著述经历,则可以说他一生几乎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史学工作
在此有必要重温唐太宗《辩兴亡》篇的重点“:隋开皇十四年(594)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爱)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根据传世多份文献记载,开皇十四年(594)大旱灾是确有其事。发灾地为关中,乃京师心脏地带,皇帝之眼下。各史书所记真确性应高。另外,据载此旱灾还导致关中人口缺粮,“关中大旱,人饥”,最后出现“地区性”饥荒
三、 “就食”与“就粮”
涉及记载此开皇十四年旱灾的史书主要有《隋书》、《北史》、《贞观政要》及《资治通鉴》。按著书时序,笔者先说《隋书》。
贞观三年(629),由魏征“总知其务”重修五朝史,并主编《隋书》
“(秋)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 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
b.《食货志》曰:
“(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 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 ……”
c.《五行志》曰:
“开皇十四年五月,京师地震。 ……是岁关中饥,帝令百姓就粮于关东。 ”
综合上述《隋书》a、b、c三处史料,关于开皇十四年旱灾有下列认识。
开皇十四年发生一场大旱灾。所谓“大灾”,其规模当比一般“旱灾”大。隋文帝对此大旱灾态度是关心。他采取过连串应急救荒措施,其中措施是令百姓“就食”或“就粮”关东,“就食”与“就粮”意思相若。不过,在“令民”和“率民”细节上却有其分别(详见后文)。
除了上面《隋书》外,《北史》的记载便有所歧异。据李延寿私修《北史》卷11《隋纪》载曰:“(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行幸洛阳,并命百姓山东就食。”
在未探究孰是孰非前,先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之《隋书志》的论述,或能为大家提供一点线索。其内容如下:隋书本无志。 今之志,乃合记梁、陈、齐、周、隋之事。 旧五代史志,别自单行,其后附入隋书。 然究不可谓隋志也。 自开皇仁寿时,王劭为隋书八十卷,以类相从,至编年纪传尚阙。 令狐德棻奏修五代史(梁、陈、齐、周、隋)诏封德彝、颜师古,修隋书,历年不就而罢
为方便认识各史书的记载异同,现将各有关史书所载开皇十四年旱灾内容一览表列如下,以供参考:
有一点值得留意,与唐宋时期史书比较,宋朝司马光《资治通鉴》及郑樵《通志》著作时代是较后。单纯就内容文字看是明显后出者因袭前者处。有趣的是,《通鉴》竟把两说并存同一书中,技巧地把《隋纪》“赈给”与《唐纪》“不许赈给”两处相反的论点都同修录于其中。此是否司马光治史笔法,让不同论点共存俾后人得以判断,这点不得而知。总之,《通鉴·隋纪二》接受了《隋书·高祖下》的“上帅(率)民就食于洛阳”之语,同时间又结合《隋书》·食货志》“从官并准见口账给”的想法,但又不采《食货志》中“上令”百姓就食,反而是“上帅”的字眼。《通鉴·隋纪二》内文予人初步印象是各史书的“复合体”。
又,《通鉴·隋纪二》载:“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 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
按《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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