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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汪著述考述 先秦时期，中国创造了“三不老”的价值观，并以“道德、成就和语言”为标准，鼓励一代又一代的志人。“三不老”也是中国学者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对后世的儒家学者而言,主要体现为著书立说的“立言”成为他们实现“不朽”理想的主要途径。但从中国的历次“书厄”来看,书籍的保存与流传并非易事,所以,朝廷组织纂修大型丛书或类书成为彰显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手段,后世有所谓“盛世修典”之称。清廷在乾隆年间组织编纂《四库全书》,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学界对编纂《四库全书》的是非功过至今争论不休,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某一著作能够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无疑标示了这一著作的独特价值以及作者的“不朽”地位。在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民间献书异常活跃,在此之中,徽州人是尤其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 一、 坐馆有效支撑“扬名显亲” 汪绂(1692—1759)本名烜,字灿人,号双池,徽州府婺源县北乡段莘里(今属江西省上饶市)人。汪绂天生聪慧异常,虽因家庭贫困未能入学读书,但在母亲江太孺人的教导下,十岁时就熟读《四书》《五经》,二十岁时江太孺人因得疯疾而卧床数年,汪绂日夜侍奉,极尽孝道。汪绂父亲汪士极未有功名,常年游历在外,江太孺人去世后,汪绂往南京寻找,却被父亲赶回家去。汪绂因在家乡无以自活,遂往江西谋生,漂泊于景德镇、乐平、万年、弋阳、上饶、永丰等地。康熙五十六年(1717),汪绂前往福建,坐馆于浦城、长汀等地。不久,汪绂又前往浙江,在枫溪(今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坐馆。自此以后的数十年中,汪绂基本上过着“岁暮归里,春赴馆”的塾师生活。在此期间,汪绂不求仕进,凭借坐馆的微薄薪资支撑他著书立说的名山事业,学问大进。乾隆七年(1742),汪绂才在族人的劝说下,考取秀才,时年已五十一岁。乾隆二十年,经弟子余元遴推荐,汪绂坐馆于休宁蓝渡朱氏,直至乾隆二十四年去世。 汪绂是徽州典型的塾师型学者。他早年涉猎广博,三十岁以后致力于经学、理学研究,曾言“三十以前,于经学犹或作或辍;三十以后,尽焚其杂著数百万言,而一于经,研经则参考众说,而一衷于朱子” 夫以送死大事,而绂之不能自尽如此,不孝之人,何足比数,朝夕念之,涕零如雨。徒以夙承二亲之教,稍涉经书,不欲猥自弃捐,重隳家学,是以于糊口之余,亦复强为研贯,前此之愆既已无由湔洗,欲恃此砥砺余生,以慰亲灵于万一。不谓虚誉腾涌,传播人群,而不知其为管豹井蛙,盗窃陈因,了无一得也。至于应试一途,绂恒厌其为虚文无实,苟干利泽,宜为君子所不为,是以置之度外,无意久矣。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面对“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困局,汪绂只能采取著书立说以求“不朽”的方式,来达到“扬名显亲”的目的,从而尽到自己的孝心,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具体来说,汪绂是以“绍述家学”的方式,来达到“立言”的目的,而这正是支撑汪绂勤苦向学、著述不辍的重要动力。 汪绂所谓的“家学”,即其高祖汪应蛟所传承的朱子理学。汪应蛟(1550—1628)字潜夫,号登源,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累官至户部尚书,著有《古今彝语》《中诠》等书,《明史》有传,是晚明新安理学的重要人物。歙人毕懋康(1571—1644)《〈中诠〉序》评价汪应蛟说:“吾郡大司徒汪登源先生,潜心斯道, 二、 汪《汪墓志》 余元遴(1724—1778)字秀书,号筠溪,一号药斋,徽州婺源县沱川人。“沱川余氏”虽为徽州大族,但余元遴家境却与其师一样清贫,并无财力刊刻汪绂遗书。余元遴好友董昌玙(字厚山,号尚友)家境富裕,酷爱读书,学宗朱子。为了刊刻汪绂遗书、表彰汪绂学术,乾隆二十八年,余元遴向董昌玙求助,他在寄给董昌玙的诗中曾言:“双池富著作,薪传绍紫阳。善人竟无后,梦梦仰彼苍。遗书徒在笥,触手涕淋浪。多君契道妙,名山得所藏。为费艰且巨,节缩羞其囊。尚欲礲危石,碣之宿草旁。古今不相及,毋乃语荒唐。” (一) 《汪遗文》载 余龙光(余元遴之孙)《双池先生年谱》载,乾隆三十一年,“门人余元遴谋献遗书于婺源令郑公寅谷,不果”。并注曰:“时朝廷开史馆,征天下遗书,先祖谋献先生书,求转达大府,会以他故,不果献。” 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清高宗下诏重开国史馆,编修文武大臣列传;至九月十五日,清高宗又下诏论及国史列传体例,其中说到《国史儒林传》的编修,曰:“列传体例,以人不以官。……且如儒林,亦史传之所必及,果其经明学粹,虽韦布之士不遗,又岂可拘于品位,使近日如顾栋高辈,终于淹没无闻耶?” 在余元遴动意献书的第二年,言朝楫选任婺源知县,于是余元遴又进献汪绂遗书于言朝楫。余龙光《双池先生年谱》载:“三十二年丁亥,门人余元遴献遗书于婺源令言公朝楫,准送藩司,已而不果。”并注曰:“言邑侯,江苏常熟人,由举人选授婺源县。先祖再献遗书,其呈词有云:‘发性命之蕴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