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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的纪念与等待心理创伤的倾听论创伤叙事的意义与方法 20世纪末，随着战争中伤神经症在抗日士兵中的出现，许多科学家开始关注伤口研究并继续取得进展。 但是，讲述不是独白，不是讲述者(创伤受害者)能够单独完成的独角戏，而是讲述者与倾听者(包括但不限于心理医生)之间的对话(即使听者常常只是若隐若现地低调在场，这在场也至关重要)。创伤受害者是否愿意讲述，讲述什么和如何讲述，都与倾听者的在场及其倾听方式密切相关。大屠杀幸存者、意大利著名见证文学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其第一部杰出的见证作品《这是不是一个人》的“作者前言”中这样解释大屠杀幸存者的创伤讲述动机:“写本书的意想和念头在死亡营的那些日子里就已经产生了。出于把事实讲述给‘其他人’听的需要，出于想让‘其他人’参与的需要，在从死亡营里出来获得自由的前后，这种需要存在于我们中间，像有一股强烈而又直接的冲动，它并不亚于人活着的其它基本需要。” 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20世纪最大的创伤受害者群体，其讲述/见证的需要与被倾听的需要是相互依存的。讲述离不开听众，见证本身需要被见证。希望被倾听是讲述的基本动力。莱维还写道:在战后作为一家化工厂的化学家在来往于都灵(莱维的家乡)与米兰(莱维工作的地方)的日子里，他无法控制地、“随心所欲地”和火车上那些不认识的人交谈，向他们讲集中营的故事。据莱维的访谈者马可·贝波里蒂记载，莱维不止一次把一本书比作“一部能够运作的电话” 在回答安东尼·鲁道夫的采访时，莱维进一步把这种指向倾听的讲述和书写大屠杀记忆视作一种治疗/康复:“写作《这是不是一个人》是一种治疗，当我回到家中时，我丝毫不平静。我感到彻底的不安。我对所有人，甚至不认识的人，讲述这些故事。”这是因为，“通过写作，我有了被治愈的感觉。我被治愈了” 一、 人道的阴暗面—创伤叙述者的困境 很多大屠杀幸存者都不愿意甚至断然拒绝讲述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多丽·劳布用“对回归的畏惧”(the dread of return)表达幸存者的这种心理，并提出了“二次伤害”的概念。 为什么讲述创伤会成为“二次伤害”而不是解脱或新生?在这里，有没有倾听者以及听的方式至关重要。“如果讲述创伤的人未能被认真聆听，讲述行为就会被经验为创伤的复归———重新经历创伤事件本身。” 首先，大屠杀幸存者在面对自己创伤性的过去时，常常陷于尴尬、分裂、矛盾、纠结的处境。对此，美国著名创伤研究专家、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临床教授朱迪思·赫尔曼曾有如下描述: 对暴行的一般反应是将它排除于意识之外。某些反社会常态的事，会恐怖到让人无法清楚表达的程度，而只能用难以启齿(unspeakable)这个词形容了。 一方面想要否定恐怖暴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希望将它公之于世，这种矛盾正是心理创伤的主要对立冲突之处。暴行的幸存者通常会用高度情绪化、自相矛盾和零碎片段的方式述说他们的惨痛遭遇，但这种方式严重损及他们的可信度，因而导致出现到底是说出真相，还是保持缄默的两难困境。 受创者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症状是:既想让人注意到那难以启齿的创伤秘密，又想极力掩盖它的存在。 很多幸存者不愿意讲述、见证大屠杀的暴行，是因为它实在过于残酷血腥，太不堪回首、难以讲述。幸存者不愿意再次揭开伤疤完全合乎情理。这里面既有加害者令人发指的罪与恶，更有受害者人性沦丧的耻与悔。集中营是一个让人失去人性、蜕化为动物的地方(比如像动物一样与其他囚犯争食，趴在地上吸食别人的呕吐物，为了自保而对自己的狱友甚至亲人极度冷漠，等等)。正因为这样，莱维认为奥斯维辛是让人沦为畜生的大机器。用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姆·贝托汉的话说:“我们希望遗忘它……希望忘记德国灭绝营的故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它压根就不曾发生。我们最能接近于相信这个故事的办法，就是不要再去想它，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勉力接受其噩梦般的场面。” 但是，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大屠杀创伤见证的必要性。见证大屠杀的意义有很多，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丰富、深化对人性———尤其是人性之阴暗面的理解。用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姆·贝托汉的话说，集中营“让我们多了一个认识人类的维度，一个我们都想要忘却的那个方面” 二、 德与外在“受害者”的博弈 遗憾的是，尽管有些幸存者选择勇敢地站出来作见证，但他们却常常遭遇不被倾听或不被相信的尴尬、失望乃至绝望的境遇。莱维本人就不止一次写道:他的见证、他关于奥斯维辛的讲述无法引起听众的兴趣。在《这是不是一个人》中，他记载了听者对自己的讲述“无动于衷”“毫不在乎”，他们“谈论着其他的事情，仿佛我不在场”。莱维对此感到心痛:“一种绝望的悲伤生自我心”，“为什么每日的痛苦如此不停息地转化进我们的噩梦中，永远重复着同样的遭遇———没有人倾听我们的故事?” 这里的“听不懂”不能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幸存者证词的文字并不艰涩)，它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