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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三策》元光五年新考 关于董仲舒对策的年份，《史记》没有记载，《汉书董仲舒传》也没有记载。汉代武帝纪是元光元年。历代学者多有考证,诸说纷陈: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五月说、元光元年二月说、元朔五年说。就某个学者而言,往往亦前后不一,例如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前后主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五月说。 一 《董仲舒对策》的“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则日为十年。” 建元元年说发端于司马光。《通鉴考异》曰:“《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建元元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董仲舒第二策曰:“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 建元元年说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这表明董仲舒对策在武安侯田蚡为相后。建元六年,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史记·儒林列传》),故董仲舒对策在建元六年后。其次,仲舒第二策“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而汉兴(前206年)至建元元年(前140年)是六十七年,这如何解释呢?苏舆认为这是“浅人妄加数字”, 齐召男提出建元五年说。苏舆《董子年表》曰:“齐召南云:‘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之文。汉初至建元三年为七十岁。若在建元元年,不得云七十余岁。因定为建元五年。’”《汉书补德》卷五六:“而五年(建元)始置《五经》博士,即《传》所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传》所谓‘州郡举茂才、孝廉也’若在建元元年,岂得云‘七十余岁’乎?”齐召男以班固“皆自仲舒发之”为立论根据,这与建元元年说立论同,不同的是,建元五年说凑足了“七十余岁”。徐复观先生赞成此说:“至于(仲舒)对策之年,先儒疑而未定。我觉得齐召男的说法,较为可信。” 《汉书·武帝纪》:“(元光)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史家由此提出了元光元年五月说。但元光元年五月说与班固“皆自仲舒发之”矛盾,因而遭到怀疑和否定。南宋人王益之提出元光元年二月说(见《西汉年纪》卷十一)。王氏认为,班固“十一月举孝廉”、“五月诏贤良”本是夏正,而误用为秦正。因此,夏正十一月为秦正二月(以秦正十月为岁首),夏正五月为秦正八月。故诏贤良在举孝廉之前,合于班固“皆自仲舒发之”。按:如王氏说,班固所记的时间皆值得怀疑;且王氏如何能解释立五经博士与仲舒对策的先后关系呢?故王氏之说不可相信。 周桂钿先生《董学探微》详考了诸家之说,肯定了元光元年五月说。 苏诚鉴《董仲舒对策在元朔五年议》提出了元朔五年说。苏先生认为,董仲舒在建元元年出为江都相,未参加这年对策;在建元六年辽东高庙灾之前废为中大夫;元光元年主父偃窃其稿,董仲舒下狱,故他未参加元光元年对策;元光五年公孙弘对策,董仲舒和公孙弘不可能同时对策;元朔五年董仲舒对策。元朔五年说的主要论据有四。其一,苏先生认为,“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的“临政”是指武帝当政,而不是指汉兴;武帝实际作皇帝只有五十四年,所以这句话有讹误,应衍“七”。从建元元年至元朔五年是十七年,合于“今临政而愿治者十余年矣”。其二,基本解决了“夜郎、康居,悦德归谊”的问题。据《史记》、《汉书》,康居之名出于张骞从西域归来后。张骞归来在元朔三年;这时,虽未通康居,但张骞夸大其辞谓“康居悦德归谊”,亦未尝不可。其三,董仲舒第二策“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基于《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十一月诏“今或至合郡而不荐一人”。故董仲舒对策在元朔元年后。其四,元朔五年,武帝诏置博士弟子正是本于董仲舒兴太学之议。我们认为元朔五年说是不能成立的:(一)史书未记载元朔五年征贤良文学之事;(二)仲舒因灾异下狱后不可能在对策里大谈灾异,《史记·儒林列传》“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三)不能解释元光二年董仲舒任江都相事;(四)上文已证明元光元年之前有康居归谊之事,故苏先生的重要论据“元朔三年后,康居悦德归谊”已没有价值;(五)苏先生谓元朔五年武帝置博士弟子本于元朔五年董仲舒的兴太学之议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将论证武帝置博士弟子在元朔二、三年(见下文)。元朔五年说一出,就受到许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