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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墓志中的虚饰与有财义 这些墓志发展到唐代，形成了创作繁荣的时期。根据《全唐文》和《唐代墓志》的相关文献，以及最近的大量墓志，唐代地方志的总数超过了100000万。这些墓志作品对研究唐代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但在一些墓志中也存在着大量虚饰甚至有悖于事实的内容。对此, 唐人也有清醒的认识, 李璋在《唐范阳卢氏夫人墓志铭》中就此加以评论说:“大凡为文为志, 记述淑美, 莫不盛扬平昔之事, 以虞陵谷之变, 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 亦必模写前规, 以图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 盖不以实然故绝。” 一 墓志文体本身职能所决定 唐代墓志存有虚饰或有悖事实之辞大体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受唐人希冀声名不朽心理所左右, 二是由过度滥用墓志文体自身职能所决定。 希冀声名不朽实际上与重视个体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唐代文化活跃, 经济繁荣, 综合国力达到顶峰,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 时代赋予了唐人强烈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因此唐人对个体价值极为重视, 也令唐人对死后的世界与死后的声名更为看重。唐于建国之初虽崇尚俭素, 然而在唐人对死后世界重视的心理作用下, 厚葬渐成风俗。太宗于《薄葬诏》中描述当时的厚葬之风说:“勋戚之家, 多流遁于习俗, 闾阎之内, 或奢靡而伤风, 以厚葬为奉终, 以高坟为行孝, 遂使衣衾棺槨, 极雕刻之华, 灵輀明器, 穷金玉之饰, 富者越法度以相尚, 穷者破资产而不逮。” 贞观035《张君墓志铭》:“式刊玄石, 冀芳猷不朽云尔。” 开元214《刘君志铭》:“有子子舆, 荒然在疚, 罔知所告, 永维圣人不朽之义, 号哭顿首, 诉予为铭。” 开元043《刘府君杨夫人铭》:“夫志者所以彰全德, 俾百代不朽, 故刊石以旌焉。” 大历六年《崔文修改葬墓志铭》:“故诸侯计功大夫称伐, 勒金石所以传无穷之岁, 况我先府君德迈前古, ……安可阙而不书矣。” 在此种心理左右下, 墓主家属不惜重金, 请托名人撰写墓志, 于唐代蔚然成风。这在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与白居易《修香山寺记》中均有相应评述:“公鼎侯碑, 志隧表阡, 一字之价, 辇金如山” 唐代墓志存有虚饰或有悖事实之辞的第二个原因, 是由过度滥用墓志文体自身职能所决定。由于墓志文体本身具有称美不称恶的礼制要求, 在这一要求的严格制约下, 虚饰乃至有悖事实之辞便不可避免。溯其源流, 墓志本为碑之变体。作为一种后起的文体样式, 墓志在其发展过程中, 必然要融合吸纳先于它而存在的文体特征, 逐渐形成自身的文体规范。而碑这一文体在发展过程中, 又借鉴吸纳了钟鼎礼器铭文的文体特征, 成为钟鼎礼器的替代物。钟鼎礼器铭文, 本身就有颂德纪功、宣扬教化的文体职能。对此, 早在《礼记·祭统》中就有相关评述:“夫鼎有铭, 铭者, 自名也, 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 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 莫不有美焉, 莫不有恶焉。铭之义, 称美而不称恶, 此孝子孝孙之心也, 唯贤者能之。铭者, 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 列于天下, 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以祀其先祖也。显扬先祖, 所以崇孝也。身比焉, 顺也。明示后世, 教也。” 二 严格格局,坚持虚实 唐人所撰写的墓志中, 虚饰甚至有悖事实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反面:其一, 攀引高门、炫耀先祖世系的辉煌;其二, 讳言墓主恶行或过度夸饰墓主德行。 为增加墓主的家族荣光, 墓志作者在叙写墓主家世时往往攀引高门、炫耀墓主先祖世系的辉煌, 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如: 《隋沧州饶安县令侯君妻刘夫人墓志铭并序》:“其先河间献王之后, 冠冕弈叶, 龟组相仍。” 《唐故弘农杨府君墓志铭并序》:“俊乂踵武, 珪璋兰庭, 四世五公, 连绵不绝。” 《大唐处士故贾君墓志铭并序》:“轩冕弈叶, 文武英奇, 辉焕国史, 芬芳家谍。” 这些墓志攀引高门, 竭力渲染铺叙默默无闻者显赫的家世, 用虚饰不实的文字形成一种非常典型的程序化表述。对于此种现象, 刘知几严加斥责:“且世重高门, 人轻寒族, 竟以姓望所出, 邑里相矜。若仲远之寻郑玄, 先云汝南应劭;文举之对曹操, 自谓鲁国孔融是也。爰及近古, 其言多伪, 至于碑颂所勒, 茅土定名, 虚引他邦, 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 言杜则系之京邑, 姓卯金者咸曰彭城, 氏禾女者皆云钜鹿。” 因过度滥用墓志歌功颂美、隐恶扬善的文体职能, 使得唐代墓志中存有许多讳言墓主恶行或过度夸饰墓主德行而导致内容失实的现象。如: 永徽019《许君墓志铭》:“是以鸿图九万重之羽, 蓄之于真域;膺运半千之材, 韬之于冲器。比润则白珪失照, 校馥则清桂芬。翻飞于礼义之场, 翱翔于道德之圃。……” 墓主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庸碌之人, 在墓志作者的笔下也赫然成为卓尔不群, 德才兼备的高士。又如: 《大周故纳言博昌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