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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刘秀初建与刘秀建置考论 汉代的地理记录和汉代的延续记录建立在《汉书地理志》和《汉书郡国志》之后。历来史家治人口史者,多偏重于前而疏漏于后,笔者不揣谫陋,试对东汉人口的发展及其分布作初步探讨,以补其阙。 一、 东汉人口的发展从繁荣走向停滞 (一) 明帝到和帝的年间,武帝的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 西汉末年,统治集团日益荒淫腐朽,成帝时(前33—前7年)“大兴徭役,重增赋敛,……百姓财竭力尽,……流散冗食, 刘秀初建东汉时,“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鄣塞破坏,亭队(隧)绝灭” 从刘秀建武元年(25年)到和帝元兴元年(105年)的八十年间,是东汉的前期,其间经历光武、明、章、和帝四朝。这一时期,东汉王朝政治上清明安定,经济上繁荣富强,对外武功也很盛。史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89—104年),虽颇有施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 汉光武帝刘秀,为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从建武二年(26年)起,先后六次颁布解放奴隶,三次禁止虐杀奴隶的诏令,规定“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以及青、徐、益、凉等封建割据区域吏民“被略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刘秀还大规模组织军队屯田,以保证战争的供给。建武六年(30年)宣布恢复被王莽废除了的西汉““三十税一”的制度 光武帝经过三十三年的努力,到他统治的最后一年,中元二年(5 7年),增加到户4,279,634,口21,007,820 明、章、和帝时,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从明帝永平九年(66年)到和帝元兴元年(105年)的四十年间,东汉政府假民公田近二十次 这一时期,在生产技术上,由于牛耕和铁铧犁的普及,精耕细作的区种法的推广,以及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时“通肥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 为奖励人口增殖,章帝元和二年(85年)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 明、章、和帝统治的五十年间,人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见表一④: 和帝永兴元年(105年)增加到923万余户,5,325万余口。垦田面积达732万余顷。已恢复并接近西汉末年的水平。 (二) 东汉后期前代产的衰落阶段,是造成社会不稳,人民群众自然条件下的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从殇帝延平元年(106年)到献帝延康元年(220年)的一百一十四年,是东汉的后期,也是东汉王朝统治日趋腐败、没落,终至消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前一阶段,即殇、安、顺、冲、质诸帝统治的四十年间(106—146年),东汉人口在最初八十年的迅速增长之后,又转入停滞状态。见表二 东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豪强地主田庄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使广大农民破产流亡。由于外戚宦官专权,统治集团极端腐朽,政治黑暗,官吏贪残,对人民横征暴敛,任意征发。致使“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 《晋书·地理志》记载:“至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 事实上,桓帝统治时期,政治更加腐朽,前期是外戚梁冀擅权。“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 桓帝以后,灵帝统治时期,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官僚和太学生反对宦官的斗争,导致第二次“党锢”之祸。灵帝卖官鬻爵,变本加厉,更巧立名目,大肆聚敛。在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陷于绝境的情况下,自然灾害及人民起义连绵不绝。出现“河内(今河南武陟)人妇食夫,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夫食妇” (三) 向内附的宗族和客户 东汉前期,经过八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较西汉时有了更大的发展,而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仍未恢复到西汉的水平。及至后期,人口发展更停滞不前,其主要原因在地方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东汉王朝是刘秀在各地豪强地主的支持下,镇压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权。这个政权一开始便“尊奖兼并之人”,在其纵容与支持下的豪强贵族,拼命扩张自己的势力,广占田宅,将大量农民变成自己的依附者。出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徒附是在豪强地主田庄里从事劳动的破产农民,他们是典型的农奴。此外,还有田庄主贫困的宗族和宾客,其地位也仅略高于徒附,他们都依附于豪强地主,除为其种田纳租及服劳役外,还要充当家兵,被编成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部曲”,为其看家护院巡警守卫。这些在豪强地主控制下的荫户,日益沦为“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主服役”的地位,以至“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 豪强地主荫户的大量存在,直接影响封建国家赋役的征调。刘秀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为度亩。通过清丈土地和核实户口,使政府掌握确实的名籍和垦田数目,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