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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教育实践之中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 在我们这个信任效率和实践最高的时代，教育理论似乎与我们的“东药效应”有关。然而, 当走到教育实践中去成为一种“风向标”时, 教育理论就唯实践、行动马首是瞻。实践为主的思想成为我们理论研究的信条, 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热情支付到实践中去, 似乎只要实践成功了, 理论上的“混沌”、“问题”便也无关大碍、迎刃而解了。我们的精神气质和苏格拉底 (Socrates) 的探寻精神完全相反。欧文·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之中这样描绘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弊端在于对实践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嗜好。白璧德的告诫是, 如此这般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我们逃避与忽视真正的劳动, 即思想的劳动。 ？ (一) “最懂的”不是真正认识的,而是有真正熟悉 一般而言, 自明的、共识的事情往往容易使我们满足于或者止步于“自明”、“共识”。然而, 理论研究的生命恰恰在于“于自明处见不明, 于共识处起疑虑”。教育理论原本就是对“最一般的”、“最熟知的”教育问题之解蔽。因为这“最一般的”、“最熟知的”并不是真正知道的东西。正如黑格尔 (G.W.F.Hegel) 所言, “往往是, 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 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 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个东西是熟知了的, 因而不去管它了。” 走到教育实践之中的教育理论研究好像并不存在一个“为什么如此?”的问题。或许它认为教育理论就应该如此, 或许它认为教育理论之功不在于“纠缠于‘为什么如此’这样的抽象思辨之中”, 或许它认为“为什么如此?”才飘渺而不切合实际, 或许还有其他或许, 等等。走到教育实践之中的教育理论研究往往以“应该如此”来进行教育 (他人) 和自我教育。但是, “应该这样”从来就不具有十分的充足性, 很强的稳固性“应该如此”抵挡不了“应该如彼” (二) 教育实践一词存在的问题 即便如此, 即便教育理论研究走到实践之中去没有“为什么?”的纠葛, 仍然还存在一个有待思考的重要问题, 即我们凭什么走到实践之中去。这一发问如同作为教育者的我们问询自己, 我们凭什么来施行教育一样重要与迫切。这不是执行某一规定, 响应某一号召, 即凭某个文件或号召走到实践之中。这是对行为正当性的追问, 我们执行某一规定、响应某一号召恰恰建基于正当性上, 而不是相反。我们是教育理论研究者, 是专家学者, 懂得教育实践运行的规律和原则, 我们有走到实践中去的能力 (尽管关于这个能力又是一个挠头的问题, 且未得到严肃的思考) , 但这样的声明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即使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是这样的角色, 仍然可以被质问:“你凭什么这样做 (走到实践中去) ”。这些声明并不是“凭什么”的充分条件 然而, 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教育实践是否有这样的要求。诚然, 我们可以说教育实践需要教育理论的指导, 需要教育理论走到实践中去, 这样对教育实践有很大帮助。然而, 在很多情况下, 教育实践却并不领情。教育实践就一定需要教育理论研究者走到实践之中去吗?惟其如此, 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才紧密联系?这却未必尽然。显然,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凭什么走到教育实践中去并不是教育理论研究所能说了算的。和教育活动一样, 这是一个“双向意向性”问题。因此, 走到教育实践之中的教育理论面对于“我们凭什么走到教育实践之中去?”的质询并不言之凿凿, 也不十分明晓。 ？ 我们对教育理论研究的认识 教育理论研究并不必然具有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包括对“什么是教育理论研究?”, “教育理论研究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教育理论研究的限度是什么?”, “教育理论研究如何生存”等问题的真正思忖和自觉。“自我意识”阙如的教育理论研究在现实中并不鲜见, 教育理论研究的“茫然无知”、“夜游”、“恍惚”是我们时代的教育理论研究症候, 并在教育研究中大面积地繁殖。我们依然保持着对教育理论研究的一种麻木态度和盲目意识。这种麻木态度和盲目意识使得我们总是执滞于“想当然式”的、“自我主义崇拜式”的进行教育理论研究。 走到实践之中去的教育理论研究使我们开始意识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错综关系。这样, 它才可能催生我们认识自我行为, 反求诸己, 对自己行为有了一种理论担当。我们便有了一种教育理论研究的自我知识, 它使得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教育理论研究这种自我行为, 而不再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说着玩玩而已” 教育实践的追求 “走到教育实践之中”显然并不是教育理论研究者走到一线的教育实践中去, 去体验一下教育实践。“走到教育实践之中”不是一个如何做的问题。它首先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这种行为本身进行探寻:“什么是走到教育实践之中去?” “走到教育实践之中”是一种理论追求, 体现的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