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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生态学从建筑学到城市史学和社会学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和文明的象征。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就世界范围内，研究城市的学科主要有建筑学、地理学、经济学、城市史学和社会学。建筑学从硬件设施出发，帮助人们对城市有初步的认识和理解；地理学聚焦空间和区域的关系，以透视的视角为城市研究提供独到的方法；经济学表明城市中的经济问题时刻牵动着每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命脉；城市史学记录了每个时代城市的综合发展面貌；社会学则从人的视角，探讨了城市中的交通、住房、公共空间等和人类息息相关的问题。 不同于传统的研究视角，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十分关注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最早提出了“生态城市”的观点。其著作《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一书，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阐述了城市的起源和发展，首次将人类进化与城市状况密切地联系起来，系统地介绍了城市的起源、功能、结构、机理、本质，以及城市与人类的关系、城市与文明的关系等根本问题，试图构想一种新的秩序，为城市发展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他被热爱和理解他的读者称为“世界良心”。 一、 从性质看城市国家的形成 关于城市的起源，国内外的许多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和莱昂纳多·伍雷（Leonard Wooley）的“剩余农产品说”（Agricultural Surplus），即农业产品的剩余需要行政管理者把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在城市中； 作为自然起源说的代表，刘易斯·芒福德并未从城市的历史建筑、地理特征中寻找线索，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些没有物质遗迹的传统民俗文化上。他首先追溯了人类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发现人类始终在“游动”和“定居”两种生活方式中摇摆，并和大自然中许多动植物的迁徙、定居、生息、繁衍等特征不谋而合，因此提出“使人类得以安定、得以延续的更有意义的因素还在于人类自身的动物性渊源”。以上可以说是人类为了生存、繁衍而选择定居的物质属性，与此同时芒福德还提出了人类定居的非物质属性。他认为，“墓地”或“圣祠”是人们祭奠祖先或举办神圣活动的地点，可以将家族团体和部落集团在一定季节里聚拢起来。这些地方是埋葬着部落的“根”，凝聚着种族的精神传统，是人类选择永久住所的、不愿离开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不同于国内历史学家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提出的“西方城市以市场为中心、中国城市以王权为中心”的观点，作为西方学者的芒福德同样认为王权促进了城市的产生。随着村庄的增多，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的碰撞融合、男女间的力量悬殊等现象推动了“秩序化”的生活节奏和“管理革命”的出现，村庄有限的功能不再满足庞大的“权力机构”，因而逐步向城市过渡。 二、 从法律到治理 在经历了人口的激增、城市的聚合、权力的扩展后，城市渐渐成型。这一过程伴随的不仅是城市的生长，还有掠夺、屠杀、破坏等附属的能力。于是，城市一边在建立一边被毁灭。这使得许多城邦统治者企图建立“理想城市”来维系权力的稳定性，最典型的莫过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认为，完整性和均衡性不可能存在于个人，而只存在于整体之中。为了城邦，他甚至不惜牺牲市民的生活,甚至也可以牺牲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尽管柏拉图建立了西方的“第一个乌托邦或理想共和国” 此外，他还提出了“理想城市”在其他方面的特征。首先，必不可少的“手腕”是法律。通过法律的建立，城市逐渐脱离了村庄原有的散漫、无秩序，使各种支撑城市的事物迅速成长，产生了管理各项职能的社会组织。远古的西方法律自然没有现代法律如此民主、完备，也不同于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下的强权政治，在某些程度上还需要宗教的辅助。 除了满足以上精神层面的需求，“理想城市”也有其接地气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交通、市场、广场、神庙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构建。许多城市发端于大河流域并非偶然。便利的交通可以为城市带来充足的人力和资源，为城市赋能，运输上的沟通有无则促成了城市间的贸易来往及市场体制的形成。因而，交通可以说是城市最主要的动态因素，足以影响城市的存在。而广场和神庙等公共空间，则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们提供了人性化的活动场所。例如罗马的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自建立以来实现了情侣散步、市场和儿童游乐场三重功效的空间运用，经过几个世纪，至今仍兴旺繁荣，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广场之一。 三、 焦炭城的城市功能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步伐在“商业精神”的驱动下逐步加快，土地利用逐渐加强，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也随之兴起。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帮助人们摆脱了中世纪巴洛克君主专制下的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