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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方说》中的方 《汉书艺术文化志》作者记载的《方封禅方论》第18章（班固注《吴帝》）。关于性质和内容，有一次讨论。现在的人余家锡先生说：“这一本书是当时儒家方士所说的。。。。。。。。。。。。。。。。。。。。。你说的18篇文章是方士说的。所谓的封闭禅是为了物体和精神的目的而写的，所以它被称为“方朔”。方者,方术也,犹之李少君之祠灶、榖道、却老方,齐人少翁之鬼神方云尔。若诸儒所采《诗》、《书》古文之说,当不在十八篇矣。” 比较可知,从余嘉锡先生至王齐洲先生,所论尚有不小的差异。然则,《封禅方说》的性质及内容究竟如何? 探讨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封禅方说》题名之“方”的含义,具体也就是此“方”究竟是指方术还是方士。此“方”当指方术而非方士。核之《封禅书》之用例,非常清楚,其称“方”时往往是指“方术”而非“方士”,称方士时则径以“方士”称。兹将《封禅书》称“方”及“方士”之材料详列于下,以为参考。详见表1,表2。 不唯《史记》之《封禅书》,即便到了《汉书》之《郊祀志》,其称“方”仍然是指“方术”,方士也仍然是以“方士”称。《郊祀志》武帝部分虽然是从《封禅书》而来,但毕竟也有一些改动,这表明,《郊祀志》以“方”指称“方术”也并非机械照搬而已,一定程度上也是班固当时的习惯。再看《汉志》,其《方技略》经方类著录的书籍,《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秦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五藏伤中十一病方》《客疾五藏狂颠病方》《金创疭瘛方》《妇人婴儿方》等九家,均只称“方”,尽管这里的“方”是指经方,但其仅以“方”称,亦足证以“方”称方术在《史记》与《汉书》的时代是较为普遍的做法。“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等的构词或命名方式与“封禅方”完全相同(《汉志》《兵书略》之兵阴阳家载有《辟兵威胜方》七十篇一种,其“辟兵威胜方”之构词或命名方式亦与“封禅方”同)。“方”,归根结底也就是方法,只不过因其具有专门、神秘的色彩而被用来特指方术或经方。是故,前述如余嘉锡先生将“方说”之“方”解为“方术”,无疑是合乎实际的。而以“方说”之“方”即指“方士”,则就与《史》《汉》之用例不符了。余先生未能对“方说”之“方”为何指“方术”予以具体考察,终为缺憾,且所谓“皆方士所言,所谓封禅致怪物与神通,故其书名曰《方说》”云云,不排除又将“方说”之“方”解为了“方士”。 其次,弄清了《封禅方说》题名之“方”所指为方术,其性质也就不难判断了——所载为针对“封禅方”也就是封禅的方术的论说。“封禅方说”,也就是“说封禅方”,对封禅的方术进行论说,“说”为论说义。进一步考之,《封禅方说》十八篇实当为武帝时方士们讨论“封禅方”的记录的结集。核之《封禅书》“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及“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云云,可知方士们当时必然就封禅的方术展开了讨论,其记录及结集即《封禅方说》十八篇。“颇采儒术以文之”需要讨论,“言封禅人人殊”则更反映出讨论的具体情形,及其观点的多种多样(既然“言封禅人人殊”,就一定会有判断、取舍;有判断、取舍,就一定会有讨论,有讨论,其观点就一定会有不同。此亦证“封禅方说”之“说”必为论说义而非其他)。 以上余嘉锡先生所谓《封禅方说》“盖即当时诸儒及方士所言封禅事也”,其失明显:诸儒所言之“封禅事”,如确有记载,亦当在《礼》类著录的《封禅议对》十九篇而非《封禅方说》中,诸儒之“事”与方士们对于“方”(方术)的讨论当然是不相同的。以所载“犹之李少君之祠灶、榖道、却老方,齐人少翁之鬼神方”,则忽略了“封禅方说”之“说”的含义,“方”与“方说”也是不相同的,否则,刘向、刘歆及班固以“方”称之可也(如“祠灶、榖道、却老方”),又何须以“方说”称?杨树达先生之失与余先生同。陈自力、王齐洲二位先生以《封禅方说》“属仙话式的早期志怪作品”“包括封禅之故事、传说”等,则没有充分考虑到“封禅方说”之“方”的含义,及其对“说”的限定。不排除《封禅方说》中会有一些故事性的成分,然以之“属仙话式的早期志怪作品”则嫌过之。至于王齐洲先生所说《封禅方说》中当包含有关于武帝封禅的记述,恐亦有可商之处,作为国之大事的武帝封禅,固不排除《封禅方说》十八篇中会有所涉及,但其主要当收载于《六艺略》之《礼》类所著录的《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中,而非收载于“不经”的《封禅方说》十八篇,并最终著录于《诸子略》小说家中,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为伍。余嘉锡先生“诸儒所采《诗》、《书》古文之说,当不在十八篇”之论更为符合实际。 最后,《封禅方说》所讨论的封禅的方术又有哪些呢?或者说,所涉及之方术又有些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