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的我与他诗意的想象《盛夏光年》导演手法分析.docxVIP

《倾城》的我与他诗意的想象《盛夏光年》导演手法分析 著名导演杨德昌说，台湾只有两部电影。那就是青年电影。虽然从名称上看,青春二字充满了阳光朝气,但实质上台湾的青春片都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不痛快——节奏缓慢、不明所以的忧伤,碎碎念式的台词表述,但偏偏就是这样的内容构成了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浪潮”电影的怀念,将自己投射到片中的男女主角身上。台湾在经历了90年代个人主义电影的萎靡后,于新世纪再放异彩,涌现大量广受好评的青春题材影片,《盛夏光年》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对该片导演手法的分析,深入剖析其在情节构建和人物塑造方面的努力,为同类题材影片创作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到底什么才是一部电影的灵魂,每个导演的价值取向和手法侧重都有所不同,因此每部电影在观众心中刻下的烙印会有所不同。有的电影以视觉特效取胜,有的电影以摄影表现见长,有的电影以情节故事当道,而《盛夏光年》的导演陈正道却以三个独具特色的典型人物以及潜藏在影像背后无法逝去的青春忧伤俘获了大批观众的心。悉德·菲尔德说 :“人物就是行为——判断一个人是根据他所做的,而不是他所说的。” 边缘人:成为好朋友,引导情节 每一部成功的电影都有一条清晰的结构主线,结构主线上不同的戏剧单元,分别对应着叙事发展的起承转合,逐步推进故事迈向下一个阶段,并最终走向终极结尾。导演陈正道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他想通过《盛夏光年》拍一个无性别的爱情故事”。因此,所有的戏剧单元都在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和深入。 《盛夏光年》的主线是康正行与余守恒从两小无猜到长大成人的情感变迁,从戏剧单元的设定上可以分为五部分 : 童年阶段的康正行和余守恒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小孩,一个是品学兼优的班长,一个是调皮捣蛋的差生,看似没有任何交集的两个人,偏偏由于老师的规定而不得不成为好朋友。从这时候起,“好朋友”的概念就成为全片讲述的内核,也成为二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其内涵与外延随着故事的推进而悄悄发生改变,后来的情节设定都在围绕“好朋友”展开,并在最后以“好朋友”结束。 成人阶段的康正行和余守恒继续保持着童年阶段的“好朋友”关系,青春期的懵懂与萌动由于一个女孩的介入而风起云涌。这个女孩叫杜慧嘉——一个从小缺乏完整家庭的温暖,努力勇敢地为自己寻找爱情的女孩。康正行与余守恒相对平静的关系被她打破,她成为情节发展的催化剂。由于她追求康正行,使康正行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由于她与余守恒恋爱,导致康正行与余守恒之间发生冲突,进而使二人的情感曝光。杜慧嘉是一个催化符号,即使没有她的出现,也会有其他符号出现,她是这部电影中最具有戏剧冲突力量的角色设置,是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使整个故事得以顺畅地发展。 所谓戏剧冲突,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冲突,在全片的大框架下,研究各人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大冲突下设置小矛盾,才能使故事更加具有力量。导演陈正道深谙此道,这在《盛夏光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在大的结构和戏剧单元中,导演制造了更多的人物间的冲突组合 :杜慧嘉与康正行超出普通同学的关系,激起余守恒的不满和挑衅 ;康正行与余守恒间的亲密行为,促使杜慧嘉抢夺余守恒来报复康正行 ;杜慧嘉与余守恒的恋爱曝光,激发康正行与其他男人发生性行为来发泄自己对余守恒的欲望 ;康正行的远离,激发余守恒在二人的亲密关系中,大胆出位,主动攻击康正行。表面简单的三角恋,却蕴藏了导演的精心布局设计,三人之间的两两组合关系,是潜在的冲突博弈。 二、 主要人物所带来的或救济 作为新世纪台湾青春片的代表作之一,《盛夏光年》在视听表现上传承了台湾电影的特征,缓慢的镜头节奏,略显拖沓的剧情,简洁的台词处理,优美的原声音乐。在看似不经意间,将观众代入电影情境,跟随导演的精心设计,体会影片的情绪与魅力。 开篇的叙事方式有种意识流似的心理学特征,虽然简洁,但却富有深意。三位主要角色坐在长椅上,疲惫又若有所思,缓慢的移动镜头配合略带忧伤的音乐,康正行和杜慧嘉都望着其他地方怅然若失状,当镜头给到余守恒时,他突然睁开眼睛盯着摄影机镜头,眼神随着镜头缓慢移动,这时画外音闯入,打破了平缓的音乐和镜头,配合主演转头并起身奔跑的动作一起将观众带回到角色们的孩童时代。在开场部分,导演的处理手法有两处别出心裁:第一,让余守恒睁眼看镜头,仿佛在与镜头前的观众对话,像主持人一样将观众代入故事的讲述中 ;第二,从成年进入孩童时期转换时,画外音传来的是“康正行,赶快啊,康正行”,在观众以为余守恒是本片主要叙事视角时,另外一个画外音出现了——“余守恒,你还记得吗?我们的关系是开始于一个规定的”。这种处理方式,从一开始就将两个男主角放置在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体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六个镜头完成了时间的转换、情绪的铺陈、场景的表现,还有主要角色的交代,导演之用心表露无疑。这种简洁的视听表达在该片中无处不在,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