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围城》研究综述.docx

国内《围城》研究综述 《周城》是钱忠柱唯一的小说。他被美国学者夏志清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精心管理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精神分析批评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基础上建立的文学心理学批评模式, 它的主要理论依据即人格结构理论。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灵分为“三结构”, 即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1923年他在《自我与本我》中, 提出了“人格三部结构”说。他认为, 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所构成, 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可以从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的人格动力关系中得以阐明。最底层为本我, 它代表人与生俱来的所有生物性本能、冲动和生命力, 不受道德、法律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制约。它只依照“快乐原则”行事, 追求欲望的最大程度满足。中间层为自我, 是本我与超我的仲裁者。它遵循“现实原则”, 一方面把本我中不被超我接纳的欲望、冲动驱回到无意识中, 另一方面通过知觉和思维来满足本我的要求, 使之采取社会所容许的排解方式。最高层次是超我, 是代表良心和道义方面要求的部分。它受“道德原则”的支配, 通过自我去控制本我的盲目冲动, 最大的特点是竭力追求完美、理想。三者在整个精神活动过程中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相互抵抗的状态, 共同构成人的心理活动的最本质内容。方鸿渐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的矛盾统一体, 就如同我们每一个真实的人一样。他有时受本我的诱惑, 但事后又能回到社会的常规, 按理性行事;有时也受超我的感化而得到暂时的人格升华。总体看来, 三者并不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 但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某种人格特征要突出一些。首先我们来看方鸿渐在与鲍小姐的交往中所展现的本我与自我的斗争。 据杨绛女士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鲍鱼之肆是臭的, 所以那位小姐姓鲍”。有姓无名的鲍小姐一出场便是众人眼中的离经叛道者———“只穿绯霞色抹胸, 海蓝色巾肉短裤, 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 引得“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 口角流水, 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她“心眼伶俐, 明白机会要自己找, 快乐要自己寻”, 当瞧见“方鸿渐是坐二等的, 人还过得去”, 便认定其做自己漫长、无聊旅途中的消遣伴侣, 伺机引诱。此时的方鸿渐虽然年方二七, “早订过婚, 却没有恋爱训练”, 未婚妻也“只瞻望过一张半身照相”。上大学后, 他受自由恋爱风气的熏陶, 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 却被父亲一句“吾将停止寄款”吓得断了念头。时常“聪明”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看似戏言, 其实也未尝不是他心迹的袒露, 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他对正统的性道德观念的反抗。留学期间, 他生活懒散, 混迹于伦敦、巴黎、柏林这样的资本主义大都会, 耳濡目染当时统治阶级声色犬马、昼夜荒淫的生活, 思想必然受到享乐主义、纵欲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 而方家又是极其保守封建的大家族, 由此而来, 方鸿渐本我中对异性肉体和精神的强烈欲望, 只能长期被深深压抑在心底。鲍小姐“纤腰一束……长睫毛上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 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著在跟爱人使性子。”还有“肥腻辛辣的引力”, 恰好唤醒和迎合了方鸿渐内心深藏的性本能和性需要, 可以说鲍小姐是大多数白拉日隆子爵号上男人们玩赏和意淫的对象。难怪她只轻松一句话就把方鸿渐勾住了, 无他, 满足其本性也。鲍小姐第一次和方鸿渐聊天时笑说:“方先生, 你教我想起了我的fiancé, 你相貌和他像极了!”方鸿渐听了, 认为自己“可以享受她未婚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跟她结婚的义务。”所谓的“未婚夫的权利”明显包括调情、亲热, 然后直奔主题发生关系, 而“不必履行义务”又轻松排除了责任、道义等社会因素的干扰。在此, 鲍小姐发出的浅白的性暗示, 正中方鸿渐下怀。但他毕竟出身于中国传统家庭, 带着浓厚的儒文化道德观念的印记, 所以才有又害羞、又得意的矛盾表现。这是他本我意识的初步苏醒, 为两人今后飞速发展的关系打下基础。 一次, “方鸿渐正抽着烟, 鲍小姐向他伸手, 他掏出香烟匣来给她一支, 鲍小姐衔在嘴里, 他手指在打火匣上作势要为她点烟, 她忽然嘴迎上去把衔的烟头凑在他抽的烟头上一吸, 那支烟点著了, 鲍小姐得意地吐口烟出来。”苏小姐见了, “气得身上发冷, 想这两个人真不要脸, 大庭广众竟借烟卷来接吻。”而当事人方鸿渐“心上虽怪鲍小姐行动不检, 也觉兴奋”, 从“兴奋”两字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利比多”的身影。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里, 利比多是指与本能的生物欲望有关的生理或情感的能量, 更具体地说, 它是一种性的本能。性兴奋是它的一个基本成分, 来自异性的挑逗行为就可以迅速激起这种潜意识中的快感。卖弄风情的鲍小姐正是借助略带侵略性的亲密举动, 促使方鸿渐本我中沉睡“利比多”慢慢觉醒, 小心翼翼地游向意识的边缘, 开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