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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论立法与哲学 “智力规定的分配”—引言 在西方方法论的通史上，柏树的法律正义。 在《米诺斯》 (Minos) 这部被视为《法义》导言的对话中, 柏拉图讨论过一个根本性问题:“法 () 是什么” ( 由此修正的第二个定义是, 法是“公共意见和投票通过的法令”, 法整体而言是“城邦的公共意见” ( 如果法是意见, 至少应该说不是有害的意见, 而是有用的或真实的意见。真实的意见接近对实在 () 不过, 由于真正的法应秉有哲学的“意图”, 超越意见而迈向知识, 柏拉图在《法义》中进一步指出, 法是关于痛苦、快乐、恐惧、大胆等情感的良好“推理”。在个体灵魂中, 各种情感就像肌腱或绳索一样拉扯着人, 使人在美德与邪恶之间挣扎。个人应获得关于这些绳索 (情感) 的“真正推理”, 并据此生活。城邦则应采用“有识之士”的推理, 设定为“公法” (644c—645c) 。因此, 法最终可定义为“理智规定的分配” (714a) 。恰如牧羊人要给羊群“分配”好牧场, 立法者应给人们分配适合其自然本性的工作, 以照料好人的灵魂。显然, 能作出这种分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 (哲人) 。在此意义上, 立法者应成为立法哲人。 一、 如何协调内外与内在的关系 《法义》的对话发生在一位雅典的立法哲人与两位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者之间。一开始, 柏拉图就检审了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旨归。这两个城邦都非常好战, 其法律制度上的安排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在克里特立法者看来, 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 和平不过是空名, “一切城邦对一切城邦的不宣而战 () , 天然就一直存在” (626a) 。因此, 克里特制定的一切公私制度 (如公餐、体育训练) 皆针对战争。 克里特立法者从战时公餐的必要性, 推导出公餐在和平时期也有必要实行。既然源于战争的公餐在各个时期都存在, 反过来就可以说, 战争是永恒的。有论者尖锐地指出, 克里特立法者将“永无休止的战争”与始终有效的合法习俗结合起来, 而形成对战争本质的看法。公餐这个习俗的意义源于其一时的必要性, 但在获得意义后, 公餐又会通过习俗本身的常态性去时间化, 变成一种自然事实。从公餐习俗的暂时性推导出战争的永恒性, 这是用个人的习俗经验扭曲实在而产生的相关变种, 并不表明克里特的制度指向永恒的实在 (cf. 在探讨立法的目的时, 柏拉图为何独出心裁, 从立法与战争的关系入手?如果说立法旨在维护正义, 岂不更显而易见?无疑, 战争或帝国问题是柏拉图有意引导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一旦将战争的胜利和获取作为第一原则, 就会滋生帝国的观念。一个城邦若专注于对外战争和对外扩张, 势必对内部的政制、法律、教育和公民德性产生重大影响。立法又如何协调对外与对内两种关系?或许, 尚武观念应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 仅限于一来保护自己, 以免受外人奴役;二来取得统治地位, 但不企图树立普遍奴役的体系, 而仅旨在维持被统治者的利益。 (参见 从不同城邦间的不宣而战, 克里特立法者还进一步得出, “在公共领域, 一切人对一切人皆是敌人, 而在私人领域,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敌人” (626d) 。 如果敌对性也是个体内部的主要特征, 自己战胜自己就成了首要的胜利。但从个体灵魂来理解人, 自己战胜 (强于) 自己主要意指灵魂的和谐与节制 () , 即灵魂中的理智能控制血气和欲望。 (626e—627a;cf.Plato, 1991:430e—432a) 这意味着, 个人内部的和谐比冲突更可取。 (参见柏拉图, 《高尔吉亚》, 491d;《普罗泰戈拉》, 358c;色诺芬, 1986:1.2.24;2007:6.1.41) 同样, 值得城邦追求的是和谐而非内战 () 。内战和外部战争是两种基本的战争形式, 但内战是最为残酷的战争和“最大的战争”。如果立法着眼于战争的胜利, 至少应该首先针对内战。在柏拉图看来, 解决内战的最好方式是邀请优异之人来设立不偏不倚的法律。败方将因恐惧而守法, 胜方则因敬畏和征服快乐 (节制) 而顺从法律。如果胜方显得比败方更守法, 公共利益就会受到维护, 城邦将充满安宁和幸福 ( 质而言之, 立法者制定的所有法律应着眼于最好的 () 东西。可是, 最好之物既非对外战争, 也非内战。起码应该说, 最好之物是和平及彼此间的友善。就连城邦对自身的胜利也只是必需 () 之物, 而非最好之物 (cf.628c—d) 。尽管内外战争具有必然性, 但必然性并非理解人类事务和行事的最高准则。立法若仅仅依据战争的必然性和实际的需要, 那不过是从最低的要求和实然出发。立法若旨在追求最好之物, 便是从应然入手, 这样才可能带来和平与友善这类次好的东西。在此, 城邦的自我胜利或内乱的消除仅为必需或手段, 其本身并非目的, 遑论最好。由此可见, 内外战争不应视为自然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