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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期英方商约草案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研究的同时，中英关系在战后初期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除对香港问题、“紫石英”号事件、西藏问题、承认新中国等重大事件的探讨外，学界忽略了对战后中英关系史一般议题的探讨，比如两国间的通商议题。从法理上而言，1943年至1949年的7年间，中英两国事实上处于无商约的状态。 抗战胜利后，中英两国虽然并未签订商约，但厘清英国围绕该约的筹议过程及中英之间的交涉经过，对于二战后初期的中英关系史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需要清楚的是，战后中英商约虽然有“战后”一词的限定，但其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战后的中英关系，至少英国方面的准备工作自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在战时废约谈判的过程中，中英双方均已认识到订立两国间商约的重要性，并通过《中英新约》第8条予以专门规定。但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直到南京国民政府覆亡，中英商约仍未能签订。虽然在相关著作中会提及战后中英商约，但对于该约的详细情形并未涉及，比如中英商约主要有哪些内容，英方的考虑是什么，为何中英商约未能签 订? 一、 英国与英国的立场 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订立，其中第8条第1款规定，“缔约双方经一方之请求，或于现在抵抗共同敌国之战事停止后，至迟六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现代广泛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该约将以“缔约双方近年来与他国政府所缔结之近代条约中所表现之国际公法原则与国际惯例为依据”。 《中英新约》签订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称，他将在不久后的访英之旅中启动两国间的商约谈判。英国外交部中国事务顾问壁约翰(John Brenan)在分析宋子文的谈话时称，根据《中英新约》第8条，英国将不得不同意中国所请，并认为，“如果美国有意愿在战争结束前开启商约谈判，独英国表示不愿开启商约谈判是不明智的”。壁约翰还建议，“不应与美国采取平行行动”,因为美国可能会以互惠条款来实现其商业利益，而采取互惠原则对英国是一种束缚，是不利的。 1943年下半年，宋子文访英。在访英期间，宋子文曾与怡和洋行及太古洋行代表讨论过中国内河及沿海航线等商约中可能涉及的条款，“以此问题关系我国复兴建设计划至巨，仅虚与委蛇”。在向蒋介石汇报时宋子文建议“战后远东航线必为英美竞争之点，我国暂时似不必有所明显表示”。为了充分利用此次订立商约的机会，宋子文建议蒋介石令曾养甫速派员赴美，帮助其随时策划，并希望蒋介石“关于英美内容等情，请勿告任何人”。 英国企业对战后与中国的商贸关系极为关心。1943年年底，在商约酝酿阶段，伦敦商会(London Chamber of Commerce)主席马歇尔(Arthur G. Marshall)及中国区代理主席尼克尔森(J. W. Nicolson)就建议英国政府应尽早筹划。 1944年1月底，英国贸易委员会拟具了中英商约草案最初稿，共36条77款。针对该草稿的现状，贸易委员会主席弗雷泽做了解释：关于经商条款部分，需要充分吸收战后新的国际协定及经济政策后再做更改；关于航海部分，请战争运输部依据可能的战后条款作具体修正，特别是针对中国的部分；关于战后航运业，弗雷泽认为，总体而言，中国对于外人参加航运业的态度是模糊的，据从中国方面传来的信息判断，似乎要完全将英国排挤出沿海和内河贸易。 与美国相比，英国的策略存在差异。早在1944年的2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斯(E. Gauss)就希望美国能尽早向中国提交商约草稿，以求得谈判上的主动。高斯告诉英国驻华使馆商务顾问哈奇森(J. C. Hutchison),他已经强烈建议美国国务院先于中国提出商约草案，以防止中国提前宣布商约政策或细节，因为一旦让中国先行公布，美国只能在事后修改，这将是很丢颜面的事情。高斯还告诉哈奇森，据他所知，国民政府各部门为起草商约草案已经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准备推出一些新的法规限制外国在华商业利益，美国政府不能接受这种改变。高斯承诺，随时欢迎英国驻华使馆来人交流关于商约的事宜。 此时美国国务院按照英美双方约定，适时向英方通报美方商约准备的进展。2月11日，亨贝克邀谈英国驻美大使馆公使桑瑟姆(G. B. Sansom),通报美方的最新进展。亨贝克表达了尽早提出商约草案的愿望，担心一旦中方提前提出，可能会对美国造成不便。亨贝克表示，中美之间正按部就班讨论商约事宜，但“美方已经安排可以胜任的人员做了比商约草案提前一步的准备，以便一旦中国突然提出条约或咨询时，美方可以从容应对”,“美国国务院相关经济商务人员已经为起草商约工作了数月，但进展缓慢”。桑瑟姆告诉亨贝克，英国方面的情形与美方类似，“由于不清楚战后国际商业政策的变化，起草一份处理中英贸易关系的商约草案十分困难”。 英国意图了解美方商约的进展，亦是希望在对华具体条款上能取得与美国一样的待遇。英国贸易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