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不改正朔新说.docxVIP

汉初不改正朔新说 汉代以来的儒家经典体系中的“朔制”。 一、 前后矛盾的描述 汉初未改正朔的事实自然不容怀疑,然而,对于汉初不改正朔原因的分析,《史记》与《汉书》却都一笔带过,甚至在同书甚至同一文本中出现了前后矛盾的表述。尽管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与自相矛盾,这些零散而粗略的记载却从未引起过怀疑与推测。整合传世文献中关于汉初不改正朔的记载,笔者不禁提出怀疑:汉初究竟为何不改正朔?《史记》《汉书》中对于此事原因的记载为何简略而模糊,甚至存在自相矛盾之处?通过对《史记》《汉书》中相关记载的分析,笔者认为,汉初不改正朔的真实原因,正是隐藏在这些简略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的历史书写之中。 (一) 《汉书》所接受的“不儒”观念在历史书写的反思 在《史记》《汉书》的主流观点中,汉初不改正朔之举乃是一种历史的意外与无奈。《史记》26卷《历书第四》云:“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司马迁为西汉武帝时人,距汉初已有相当长的距离。生活于汉初之人此时大多谢世,汉初史事也随之逐渐走向模糊。时代的思想总是由时代中的人所构成,特定时代中人的消失也就意味着特定时代的消失。对于司马迁而言,他不曾亲身经历过的汉初始终只是历史,与战国、秦甚至三代在实质上并无二致。他能够了解汉初史事的过程甚至细节,却无法还原汉初的时代思维。正如上文所言,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囚徒,绝对意义上的客观与历史书写的真实,无论在历史或未来中都不会出现,因此,在秉笔直书的同时,良史如司马迁同样无法避免对于历史的后见之明。汉武帝元光元年,经过“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在汉代的地位正式得到确立。实际上,西汉自文帝时起,儒学对于社会观念的影响开始增大,至武帝时已逐渐成为占据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司马迁生长于此时,受儒学浸染颇深,其思维逻辑自然也是经学化的。在经学化的思维逻辑之中,司马迁无法从经学的外部探究经学思维的来源,加之其生活时代距离汉初较远,无法还原汉初人之思维模式,因此,在司马迁的思维世界中,汉初人对于改正朔的看法与武帝时人并无不同,对于改正朔的认同与武帝时人同样无异。无论有意或者无意,司马迁都为汉初未改正朔进行了历史书写上的补救。这种历史书写的补救,是基于《史记》成书时的正朔观念而言的。汉武帝时,经学化的正朔观念正在形成,武帝也已进行了改正朔的政治实践,改正朔正在逐渐被社会主流观念所接受并风行于世。在历史后见之明的作用下,司马迁进一步将武帝时风行于世的社会观念置换入汉初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为汉初袭秦正朔之事在经学化的正朔观念体系中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也同样为风行于武帝时及其后世的正朔体系之渊源找出了合理的借口。如此一来,经学化的正朔体系不致被拆穿,汉初未改正朔之事实自然也就无须隐讳。 身处时代的囚牢之中,司马迁与其同时代人注定会认为汉初袭秦正朔乃是因为“天下初定,庶事草创”与“高后女主”。然而,司马迁之所以在历史书写中以如此方式对汉初不改正朔之原因做出分析,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身处武帝时代而具有时代性的思维方式。《史记·武帝本纪》云:“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 至于东汉时期,经学化的正朔体系早已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化的正朔观念也早已成为社会观念中的常识。在班固乃至东汉人的思维体系之中,早已没有任何社会条件与思想基础对于正朔概念的经学化产生怀疑。因此,《汉书》几乎完全接受了《史记·历书》对于汉初不改正朔的历史书写方式。《汉书·律历志》云:“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 (二) 两汉之“六月至霸上” 张苍为汉初丞相,且精通律历,《史记·张丞相列传》也有“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 张苍其人,在秦曾为御史,并“好书律历” 至此,对于汉初未改正朔的分析,《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与《史记·张丞相列传》各执一词,前者以“庶事草创”为汉初未改正朔之原因,后者以“十月至霸上”为汉初未改正朔之原因。而《汉书·郊祀志》却同时记载了以上两种不同的说法。《汉书·郊祀志》赞语云:“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 秦以十月为岁首,此处之十月为夏历十月,即建亥之月。在传统的三正理论之中,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周历以建子之月为岁首,并不存在以建亥之月为岁首的历法,这与西汉中期以来逐渐形成的经学化的历法观念与正朔观念无法对应。在《史记·张丞相列传》中,汉以十月为岁首之提议出自张苍,而张苍又是精通律历之人,这反而能够说明,经学化的正朔观念在汉初时尚未形成。只有经学尚未入侵历法领域的前提下,换而言之,即处于非经学的思想背景下,个人学术立场倾向于儒家的张苍才有可能提出一个不符合经学逻辑并与经学无关的岁首观念,即以十月为岁首。 (三) 经学化正朔观念的形成 《汉书》以后,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