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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中介组织生平事迹考略 所有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兴衰故事。河北梆子是一个在兴衰之后复兴的戏剧。正确地认识和总结它的历史经验教训,这对于发展今天的河北梆子来说是有意义的。本文试就这个问题,略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河北间的地位 河北梆子是河北省的主要地方剧种,也是我国梆子声腔的一个重要支脉。它脱胎于流入河北的山陕梆子。这种从外地输入的声腔,经河北人民按照自己的语言音调、文化传统、生活习俗进行改造后,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山陕梆子的新剧种,这就是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形成自己独特面貌之后,经过一段成长完善时期,于1873年前后,开始呈现繁荣兴盛景象。据震钧《天咫偶闻》载:“光绪初忽竞尚梆子腔,其声至急而繁,有如悲泣,令闻者生哀。余初自南方归,闻之大骇,然士大夫人人好之,竟难以口舌争”;《粉墨丛谈》亦载:“癸酉甲戌间(1873—1874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至是靡然从风,争相倾倒”。由此可见当时的盛况。河北梆子的兴起,与当时正在北京剧坛称雄的皮黄(即京剧)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据光绪十二年成书的《朝市丛载》记载,当时在北京的河北梆子班有瑞胜和、源顺和、庆顺和三班,与皮黄的三庆、四喜、春台(亦称三大徽班)相对峙。两大剧种均在广和园、庆乐园、中和园、三庆园、同乐轩演出。按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说法,当时梆子班“比诸徽班,其间毫不受若何差别待遇也。以之与道光时为徽班所压倒之西班(当是山陕梆子一—笔者注)仅于场末佐余兴情形相较,则不可不谓为甚受世间之欢迎者。”(见《中国近世戏曲史》)。《朝市丛载》的“词场门”甚至有这样的打油诗:“几处名班斗胜开,而今梆子压春台,演完三出充场戏,绝色优伶始出来”。春台,即上面所提到的三大徽班之一。几句打油诗反映出河北梆子在与皮黄争衡中所处的地位。值得特别提到的是1900年前后河北梆子女演员的崛起,使河北梆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前,不论是梆子还是皮黄,旦角皆由男演员扮演。梆子女演员的崛起,顿使人们耳目一新,吸引了大量观众,一举改变了梆黄争衡的旧局面,使河北梆子一度夺得了北京剧坛的主导地位。如《半月戏剧》二卷四期载文记述:“民国三、四年间,女伶刘喜奎以梆子花旦献艺氍毹,声势煊赫。座价之昂,压倒老谭(谭鑫培),更无论杨小楼、梅兰芳辈矣。……当时老谭以喜娘锋芒过盛,竟久久不愿出台,且语至好谓:坤角不敌刘喜奎,男角不敌梅兰芳”。《十日戏剧》二卷九期亦载:“时男伶几无立足余地,此为秦腔(指河北梆子,因它来源于秦腔,故有此称——笔者注)之黄金时代。”从这些记述中看,不难看出那时河北梆子声势之大。 河北梆子蓬勃发展的锐势,迅速拓展了它的流行地域。华北的广大城市和农村自是河北梆子的固有阵地,此外,东北三省和山东省的城市和农村,在19 30年以前,也都是盛行河北梆子的地方。在此期间,河北梆子班社足迹所到之处,还有开封、武汉、长沙、广州、南昌、杭州、宁波、上海、镇江、南京、徐州以及现在苏联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等地。其中上海和镇江不仅是河北梆子经常演出的地方,而且还曾办起了本地的河北梆子科班,培养出了一些优秀演员。 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河北梆子的发展势头开始减缓下来。进入三十年代,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河北梆子急剧衰败。首先它退出了城市阵地,在大城市中,几乎见不到有组织的河北梆子班社。天津原是河北梆子的大本营,观众基础深厚,然而在敌伪统治时期,河北梆子艺人的生活,却也沦落到非常凄惨的境地。名驰南北的金钢钻,为了糊口度日,抱病演出,终于累死在舞台上。死时手中一文不名,还是同难艺人王庆林(银达子)等在戏台上向观众下跪,乞得葬资才得以埋葬。被誉为秦腔泰斗的小香水,最后也落个贫病交加、无人问津的地步,悲惨地饿死在天津军粮城车站。在严重的民族灾难中,河北梆子的艺人们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在农村,河北梆子的衰落速度要比城市缓慢一些,但河北梆子总体衰势已成,四十年代后,在农村已很少有河北梆子的演出活动了,河北梆子已濒临灭绝的边缘。 1949年全国解放,河北梆子才从危亡中得到拯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河北梆子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河北流动中的山派和等位集品 河北梆子诞生于清道光时期,时逢鸦片战争爆发,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之战以及八国联军入侵等,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支付了巨额的赔款。清政府把它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头上,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致使农村经济遭到破产,人民生活无以为计。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压迫下,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于是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以及武昌起义等,河北梆子的那种高亢、激越、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