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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大学生记忆尺度比较研究 近年来，学习活动的具体描述被纳入了研究项目，以探讨学习活动之间的个人差异。这些研究对阐明个人学习活动的特征,指导学习将成为有益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学习活动的国际比较研究,对阐明不同教育制度下的学习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丰田、徐重点研究了学习活动中的记忆活动,而且,丰田将日文版儿童用记忆尺度量表编制成中文版,对有关自我判断与实际记忆成绩的联系进行了日中比较研究。此外,丰田等人通过一系列日中比较研究证明,日中两国儿童在学习技能、学习习惯等学习活动上存在着差异,与日本儿童相比中国儿童显示了良好的倾向。然而,上述研究只局限于日中两国小学生的比较,其后一阶段的比较研究尚未开展。一般认为,后一阶段,特别是代表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的学习活动的比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以记忆活动为中心比较了日中两国大学生的学习活动。 在记忆活动的先行研究中,以研究记忆策略较为多见。例如,丰田等人将记忆策略分为内在记忆策略和外在记忆策略,并编制了与之对应的询问项目。所谓内在记忆策略是指学习者通过内心活动提高记忆效率。与之相反外在记忆策略是指依靠外部的辅助提高记忆效率。两种策略都对提高记忆效率有所帮助,但随着年龄的上升外在记忆策略的利用逐渐增多。 1 方法 1.1 调查的主题 日本K大学学生504名(男生311名,女生193名),中国L大学学生189名(男生99名,女生90名)。 1.2 记忆尺度量表 采用了丰田、渡边编制的24项记忆尺度量表(日文版)。这些项目经因子分析分为4个因子:第1因子命名为检索失败,即回想不起记忆中的信息;共包括7项有关项目。第2因子命名为对记忆的自信;包括7项有关了解对记忆的自信程度的项目。第3因子命名为内在记忆策略的利用;包括6项有关了解内在记忆策略的利用程度的项目。第4因子命名为外在记忆策略的利用;包括4项有关了解外在记忆策略的利用程度的项目。 中文版记忆尺度量表是在上述日文版记忆尺度量表的基础上,忠诚原文意思翻译而成。其项目内容分别列在表1的各下位尺度(因子)之内。将4个下位尺度所包括的24个项目编制成B4格式的调查问卷,左侧设置询问项目,排列顺序为随意排列,尽量做到不使相同因子中的各项目顺序接续。各项目的右侧附设回答栏:“是”,“不是”2项选择。回答时,选择其中1项记上“○”。 1.3 执行过程 以班为单位进行集体调查。调查者在分发调查问卷时,首先说明回答方法,然后逐项宣读,让被调查者逐项回答。 2 项目承认率 算出已证实具有内在一贯性(根据Kuder-Richardson公式20,系数范围:0.56～0.80)的4个下位尺度(检索失败,对记忆的自信,内在记忆策略的利用,外在记忆策略的利用)中的各项目承认率(回答“是”的比例)。将各项目承认率通过P的平方根反正弦变换后进行方差分析,其结果见表1。表2所示为各下位尺总分的平均值。 2.1 经历检索失败的机会 为了了解第1下位尺度(检索失败)所含项目的总体倾向,对第1下位尺度得分进行了2(两国:日本,中国)×2(两性:男,女生)双因子方差分析(表2第1列)。其结果显示,两国因素的主效应(F(1,689)=5.00,P0.05)有显著性,表明日本大学生经历检索失败的机会比中国大学生多。此结果与日中两国儿童的比较研究的结果相一致,表明中国儿童和大学生经历探索失败的机会一贯较少。然而,两性因素的主效应(F(1,689)=0.7)及两国、两性之间的交互作用(F(1,689)=1.13)未见到显著性。 另一方面,从表1的各项目分析来看,第1下位尺度的7个项目中,有6项见到两国、两性之间有交互作用,除“一时想不起来的时候多”一项目之外,所有项目在中国大学生均见到两性差异,而日本大学生未见到两性差异。 本研究在总体得分上显示出日本大学生经历检索失败的机会比中国大学生多的倾向,但从各项目分析来看,却未得出与该倾向相符的结果。以日中两国儿童为对象的先行研究得出总体得分与各项目分析相一致的结果,本研究不但与此相矛盾,而且在两性差异上,还出现男生比女生承认率高低相混的项目。对此结果的解释有待进一步探讨。 2.2 未接收显著性差异的分析 为了了解第2下位尺度(对记忆的自信)所含项目的总体倾向,对第2下位尺度得分进行了2(两国:日本,中国)×2(两性:男生,女生)双因子方差分析(表2第2列)。其结果显示,两国因素的主效应(F(1,689)=2.50)及两性因素的主效应(F(1,689)=2.50)未见到显著性,但两国、两性之间有效互作用(F(1,689)=3.85,p0.05)。该交互作用的下位检验结果显示,日本大学生未见到两性差异,而中国大学生见到两性差异,男生得分高于女生。此结果表明在中国大学生中,男生对记忆的自信程度高于女生。 另一方面,从表1的各项目承认率来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