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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籍的词义辨析 在慈源，“建籍”一词被定义为“从其他地方搬到新地方，成为有居民”。由此可见,“占籍”是一种外地人在自己居住的地方登记户口,并取得合法的当地居民的一种方式;也是政府对户籍管理的一种方式。而明清时期的“占籍”,则因其当时特殊的户籍管理制度、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与今天所理解的“占籍”有着一定的差别。韦庆远先生在《明代黄册制度研究》中认为:明代政府为了“把一些在外已置有产业,定居下来或难以拘捕回乡的逃民,强制编入侨寓地的里甲组织”,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寄籍”或“占籍”、“附籍”。韦庆远先生把这三者视为同类的制度,并认为他们是对明代黄册的一种补充。许敏先生对商人的“占籍”进行了探讨。许先生认为商人的“占籍”起源于明代嘉靖时期京城的大、宛两县对“在京铺商”的一种户籍管理。通过“占籍”商人取得了当地合法身份的同时,也必须尽相应的义务。韩国学者曹永献先生在探讨“明代商人户籍”问题时认为:“占籍”=“入籍”,就是指“移居他乡的流民(流户)具有一定的资产,且较长时间从事生业者,希望获得乡籍的人换籍。占籍一词源于嘉靖年间往来京师的客商”。笔者认为“占籍”在明清之间发生了词义和形式上的变化,现在所理解的“占籍”一词的含义是后来的延伸的外延,和其本意相差甚远。 一、 “占籍”并非“逃避” “占籍”已在明代正史、政书、地方志书、笔记、行政命令中大量出现,而它是伴随着人的身份、户籍、赋役出现的。《大明会典》、《明会要》和一些地方志书中可以看到: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户口一:“洪武三年户部榜喻天下军民,凡有未占籍而不应役者,许自首……”《明会要》卷五十一·民政二:“洪武二十四年,上谕户部臣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宜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明《惠安县志》:“国初定闽中,即令民以户自实,至洪武十四年始,颁黄册于天下,令军、民盐、匠等各以本等名色占籍”。 《谈氏笔乘》“占籍”目下,如此诠释“占籍”:“民籍:灶、军、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贤籍;按崇祯丁丑科进士,四川《齿录》书儒籍,同辈颇异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职,又蜀中有例也。天地 , 户;天寿山种树人户;宛平昌平 户;光禄市酒户;庙户、园户、瓜户、果户、米户、藕户、窑户、羊户”。 明初,“占籍”一词中的“籍”即:“版籍”,就是黄册,所以明初“占籍”并非专用于流移的人口,而是“天下军民”,也不带有外籍人入当地籍之意。明初“占籍”与明代的户役制度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而并不是与流移人口有关。明代政令规定“入户以籍为定”,“凡军、民、匠、灶、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不得随意改变、逃避而且不能“避重就轻”。 “入户以籍为定”即 :必须在黄册上注明该入户的类,此户类以“原报抄”为定,不得随意改变,而且具有世袭性。该入户以自己的户类向各级政府提供该户类应承担的差役,此种差役也是世袭性的。各个户类所承担的户役存在差别,所以有防止“避重就轻”的规定。明代的户籍更大程度上是役籍而非户籍,所以,如果用户籍管理去理解明代的“占籍”难免会发生偏差。王毓铨先生认为“占籍应役”就是“附籍应役”,这里的“籍”是“役籍”而不是后来的“籍贯”。从黄册的这点本质上去理解“占籍”会更为接近事实。此处的“占籍”的意义即:以自己的户类在黄册上登记,并承担自己所应承担的户役;所以最初的“占籍”并非户籍管理形式,它强调的是人民对政府的义务,可作“承担户役”来理解。 “占籍”一词后来的含义,是对明初“占籍”一词含义的狭隘理解,或者是一种外延。而明初“占籍”在“逃民”、“流民”上的运用似乎成了这一外延的发端。 《明会要》卷五十民政一:“洪武二十四年,繁峙县奏:逃民二百余户,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之。上谕户部臣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责逃,宜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逃民”是当时为了逃避政府的差役赋税而流移在外,脱离本土,脱离黄册的人户。元末明初,人户大量逃亡,所以明代政府控制的人户较少;而“逃民”、“流民”众多。在景泰五年,河南一地,政府所能统计到的“逃民”就多达二十多万户,众多的“逃民”使得民间要承担的赋税差役更加深重,这样即使是较为富裕的“富户”也成了“逃民”。 明代初期,对于“逃民”管理甚严,政府会给逃户一段时间的“自首”机会,如果超过了这个期限被查出是“逃户”。不仅要加以体罚,而且要强制“送还原籍”,只有一些“老弱不能归或不愿者”,才可以在“所在著籍”。同时要求他们依据自己的田地“输赋”,而这项命令明显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因此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也同意“逃民”“随地占籍”。这里的“占籍”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户籍管理,而是要求人民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承担起自己所应承担的差役。但这样也确实使得“逃民”、“流民”成为了当地合法的住户,取得了当地的户籍。而正是这一明太祖较为灵活的逃民政策,使得明朝后来